A. 如何減少因多重監管機構，職能重疊導致低效率帶來的監管成本
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國家開始的以提高效率、促進競爭、減輕政府財政負擔為目的的公用事業市場化（或者說民營化、私有化）運動至今已成為世界的潮流，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在積極探索並逐步推進本國公用事業的市場化。我國的公用事業市場化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由於近幾年來，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法規的鼓勵、支持和規范，在進入新世紀後開始加速，上海、南京、深圳、廣州等經濟發達城市公用事業市場化目前正進行的如火如荼，其形式多種多樣，常見的有合同外包、特許經營、公私合作（合資）經營、股份出讓、直接並購、民間獨資等。其中特許經營制由於其形式多樣，靈活而倍受我國青睞，各大中城市特許經營項目日益增多，因此其逐漸成為人們關注和研究的對象。許多地方政府如北京、深圳等為了規范特許經營開始頒布了一些管理辦法，建設部也於2004年2月24日發布了《市政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使特許經營開始進入「有法可依」的軌道，標志著我國的特許經營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雖然如此，由於其對制度環境如法律制度、監督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要求很高，在發達國家有著良好績效的特許經營權制度，卻在我國的實踐中表現出許多問題，這既有理論認識層面的，又有制度層面的、操作層面的。本文試對這些問題的進行分析，並提出對策建議，為推動我國特許經營項目順利進行提供參考。
一、我國特許經營制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政府職能轉變滯後，監管職能交叉甚至矛盾沖突
特許經營並不是放任企業不管，而是政府由原來直接經營的角色轉變成行業監管者，實行政企分離，政資分離，政事分離，因此政府職能應盡快從傳統的體制轉變過來，重塑政府監管體制，是當務之急。我國現行的監管體系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從橫向來看，各級政府部門的監管職能界定不清晰，分工不明確，職能重疊，多重監管並且隨時可以調整，這不但增加了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難度，降低了行政效率，增加了企業負擔，而且在談判、簽定合同時企業無法確定哪個部門具有合法的代表資格，在出現違約時，又無法確認哪個部門能承擔法律責任，增大了企業風險。
從縱向看，條塊之間監管分工不盡合理，縱向監管權力配置與橫向權力配置之間缺乏協調機制，條塊發生沖突時，又缺乏相應的裁決機制，這比較普遍地發生在具有跨地區性公用事業監管上，如電信、電力等，如表l所示。
表1：信息產業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監管矛盾 監管利益沖突環節 信息產業部 地方政府 解決爭端機制
信息管道產業性質 基礎電信設施 城市基礎設施 自發協調，無正式解決機制
項目規劃 最大限度佔有城市空間資源 充分利用城市空間，減少重復掘路 無
市場准入 謀求壟斷，維護既得利益 引入競爭，打破壟斷，實現互聯互通 目前正在制定反壟斷法
定價與質量服務 以企業經濟利益最大化為出發點 讓市民普遍能享受高質量現代信息技術所帶來的福利 價格、質量監管部門
普遍服務 盡量向客戶最集中地區，迴避人口稀少地區 滿足城市普遍服務要求 依非正式的協調與談判來解決
（2）政府監管方式單一，監管水平落後，沒有形成一個多方位、立體化的監管體系。當前我國主要監管內容是經濟性的價格監管和進入監管，而對於社會性監管還剛剛起步；對於價格監管，使用的是「企業成本+稅費+合理利潤」監管模式，無法產生足夠的激勵；對於進入監管，特許經營者的選擇，往往競爭不足，難於顯示市場真實成本；普遍服務的監管，還沒有使用交叉補貼、設立普遍服務基金等手段來履行政府義務；在企業外部監管上，還沒有廣泛動員社會公眾和輿論的力量，聽證制度還不健全。
（3）政府角色轉變不到位，公用事業國有資產管理職能與監管職能之間的關系處理不好。在傳統的公用事業管理體制下，政府行業主管部門既是企業資產直接運營和管理者，又是行業的監管者，政企不分，政資不分，政事不分，而在新的體制下，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是國有資產管理部門通過管人、管事、管資產來完成的，希望以最高的價格出售國有資產，以實現所有者的最大利益。行業主管部門成為行業的獨立監管者，代表的是社會公眾利益，希望最大限度的利用市場競爭機制使消費者獲得價廉物美的公共產品和服務，依法律、法規、經營合同對企業行為進行約束。這里由於政府部門之間對於特許經營者選擇的標准不同，就產生了一對矛盾，即國有資產管理部門期望資產保值、增值與行業監管部門期望以最低的價格獲得最好的產品和服務的矛盾。往往是國有資產管理部門相中的意中人，而監管部門卻並不中意。對於這對矛盾的協調，關繫到公用事業市場化過程中特許經營者順利選擇。
（二）政府承諾和保證屢屢失信，承諾缺失現象普遍存在
政府的承諾和保證是特許經營中的國際慣例，它有利於降低投資者的風險，保障投資者合法的權益，吸引投資者投資公用事業項目。但在我國由於特許經營的時間還不是很長，對它的理解還不很深，政府往往急功近利，引資心急，重承諾輕踐諾，結果政府承諾和保證屢屢失信，承諾缺失現象普遍存在，導致許多項目中途夭折。
其一，政府承諾對未來的政策風險估計不足。我國正處於經濟轉型時期，體制、機制、政策處於不停的變化和調整中是這個時代的特徵，但在特許經營中政府往往對這個特徵的風險評估不足，盲目承諾，政策變化後，導致承諾無法兌現，同時由於合同設計的缺陷，沒有對可能的風險作出相應的制度保障按排，結果合同無法繼續履行，項目被迫終止。2002年1月18日，四川邛崍市政府同四川瑞雲集團簽定了《邛崍市新區開發建設項目協議書》，規定新城整體以BOT、形式建設經營50年。其間，瑞雲集團享有新城區公用事業的特許經營權，經營性土地的增值收益作為投資回報，50年後，企業將城市無償還給邛崍市政府。但之後不久，國土資源部出台《招標拍賣掛牌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決定》，規定各類經營性土地使用權必須通過拍賣或招標方式出讓，土地政策的變化，又由於政府與私人投資者在合同中沒有對違約風險、賠償責任、處罰辦法等作出詳細的規定，使這個轟動一時CBOT（城市－建設－經營－移交）項目頓時陷入困境，無法收場。
其二，政府承諾和保證違反國家已有的法律、法規，導致合同無效。鬧的沸沸揚揚的「固定回報」清理問題，已使許多特許經營項目被迫終止。不但政府為此付出了經濟代價，而且政府聲譽由此遭受巨大的損害。2002年9月10日國務院發布了《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妥善處理現有保證外方投資固定回報項目有關問題的通知》，認為保證外方投資固定回報不符合中外投資者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原則，違反了已有的中外合資、合作經營有關法律和法規的規定，要求採取改、購、轉、撤四種方法對設定固定回報率的項目更正。於是出現許多BOT項目被提前收回國有，如英國泰晤士水務的大場水廠BOT項目由於協議已有明確規定，回購還算順利，而長春匯津污水處理BOT項目，卻因此與長春市政對簿公堂。
其三，政府承諾與保證對市場風險估計不足，缺乏前期的項目充分論證，盲目上馬，合同設計違背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原則，最終使政府履約成本高昂，項目難以持續。法國威利雅成都第六水廠B廠BOT項目，合同規定成都市自來水公司保證每日采購B廠的凈水40萬噸，當B廠建成投產時，由於市場形勢的變化，供水市場嚴重過剩，只好讓其它兩個水廠停產來消耗這40萬噸的產能，成都市自來水公司由此從盈利突轉為巨虧，市財政每年因此補貼自來水公司一億多元，財政不堪重負。政府缺乏風險意識，任意承諾，之後要麼失信於投資者，要麼履約成本高昂，政府聲譽遭受損失，投資喪失信心，近期出現「洋水務」退出中國市場的趨勢，應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
（三）特許經營合同性質存在爭議、合同設計還不完善
對於特許合同的性質是受私法管轄的民事合同還是受公法管轄的行政合同，我國法律並沒有明確的界定。合同性質不確定的風險是合同爭議的解決途徑不確定，發生爭議後，能不能進行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政府、企業都無所適從，如果將特許合同看作是民事合同，適應私法，但實際上又難於執行，因為政府授予企業特許經營權，實際上是行使公權力的表現，與司法是分權制衡的關系。而我國現行的體制，決定了司法判決難以實際約束政府的民事行為，尤其是在政府不配合的情況下或者公共利益攸關的情況下，政府更有足夠的理由來抗衡司法判決。但如果根據2003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的第十二條第二款規定「有限資源開發利用，公共資源的配置以及直接關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業的市場准入等，要賦予特定權利的事項」可以設定行政許可，那麼我國的特許經營合同的性質就是行政合同。如果經營企業的權益受到侵害，企業的救濟途徑是較為充分的，它可以提起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如果政府無正當的理由提前終止合同，那麼企業可以請求法院判決政府要麼撤消決議或者給出相當補償。從我國現有的案例來看，長春匯津污水處理廠與長春市政府之間的關於污水處理專營權的糾紛，當事人提起的是行政訴訟；而鑫遠公司與福州市政府道路專營權的糾紛，則是通過民事仲裁解決的。
在特許經營中，合同具有重要的地位，是監管的主要依據。根據合同理論，由於個人有限理性，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和未來的不確定性，信息的不對稱和不完全性，以及由此導致的交易費用，使得締約當事人或契約仲裁者無法觀察或證實一切，故合同總是不完全的，締約雙方都可以機會主義的行事，違約一方可以很容易聲稱所做的沒有違背合同，或隨著時間的推移，要求根據變化了的條件再談判。特許經營合同由於期限一般都很長，技術、需求、政策等經濟技術環境變化都很大，合同的不完備性不可避免。而我國目前，合同雙方完往往忽視合同的不完備性，特別是政府一方，由於急功近利，追求短期利益，片面強調引資的現象嚴重；同時也由於自己專業知識和專業人才的儲備不足，在合同簽定前，又不聘請專業咨詢機構，對合同項目的各種風險進行詳細評估；在合同文本中，有意迴避關鍵問題，盲目求同存異。其結果是一旦合同出現爭議，由於合同缺乏必要的風險保障制度安排和締約雙方往往又缺乏長期合作的精神，均表現出機會主義傾向，導致合同無法繼續履行，項目中途夭折。
（四）有效、公平、合理的良性公用事業定價機制遠未形成
公用事業價格規制問題是特許經營是否能順利運行的一個極為關鍵問題，在自然壟斷的公用事業行業，價格的制定必須同時滿足三維的目標：促進社會公平，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和保護企業的發展潛力，政府如何進行有效的價格規制，以調節政府、消費者、企業三者之間的利益關系，制定同時符合三個目標的價格，是當前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在實踐中，呈現出許多的問題，甚至導致特許經營項目無法順利地合作下去。（1）各省市均明確特許經營企業產品和服務的價格按照「企業成本+稅費+合理利潤」的原則來確定，利用這種方式，消費者承當了成本提高的風險和降低成本的收益，雖然有利於刺激投資，但卻不能有效地刺激企業提高生產效率，企業經營管理不善的成本增加可以通過價格轉嫁給消費者，也不能區分運營者的優劣，同時對企業成本的審核也是一項復雜的工作，增加了行政成本。（2）政府缺乏透明、制度化的定價機制。在特許經營中，產品和服務的定價權仍然被政府控制，不透明的，任意的定價過程，使投資者、經營者承受極大的風險。由於特許經營的合同期限一般較長，其間技術、需求、成本的變化再所難免，價格的調整也就成了必然。但特許經營者不知在市場成本上漲的情況下的，是否可以合理的上調價格。特別是依照有關法律、法規，公共服務和產品價格的調價必須舉行聽證會的條件下，使提價變的更加困難、耗時和不確定，如南京、上海、北京出現因聽證反對漲價而使提價擱淺的事件。在這種情況下，所造成的產品和服務價格低於市場真實成本的差異，政府是否有義務提供經濟補貼，也沒有明確規定。（3）由於對公共服務和產品價格構成要素及監管范圍缺乏明確規定，存在很大的隨意性，使搭便車收費現象嚴重，混淆了公眾視聽，結果是即使合理的提價也遭到公眾的反對。同時公用事業價格構成要素之間的比例還不盡合理，總體價格水平偏低，收繳率不高，這些也都阻礙了我國公用事業難以進入良性的市場化機制。以水價為例，水價調整一直是改革的重點，為了節水和吸引投資者，中央和地方政府積極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調整水價，但我國水價構成不夠合理，水資源費、污水處理費標准低，收繳率不高，總體水價仍然偏低，不能真實反映水資源的稀缺性，使水務企業面臨水價收入無法滿足他們獲得合理投資收益的目標，水務市場的良性運作機制無法形成。
（五）我國還缺乏一個完整、嚴謹的有關特許經營的法律法規框架體系
我國有關特許經營的法律、法規、政策規定相互之間還不協調、不配套、甚至不合理、前後不相銜接；法律條文內容含糊不清，甚至前後矛盾，造成私人合作者感到困惑、無所適成，增大了合作者的風險。就拿特許經營者的選擇來說，根據《行政許可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行政許可必須通過招標和拍賣的方式授予，作為行政許可的特許經營，理應適應本條規定。建設部的《辦法》第八條也規定公用事業特許經營項目應向社會公開招標，而屬於政府采購法范疇的特許經營，還理應遵循《政府采購法》第二十六條的規定，政府采購可以採用招標、邀請招標；競爭性談判；單一來源采購；詢價；國務院政府采購監督管理部門認定的其他采購方式。一些地方性的特許經營管理辦法也作出了不盡相同的規定，深圳規定可以採取招標、招募和法律、規章規定的其他方式；北京規定可以通過招標或直接委託等等。這些法律條文的不一致，使特許經營者風險成本加大，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取得特許經營權的合法性，依據哪部法律條文來保護自己。而實際在選擇特許經營者時，由於公用事業項目的復雜性，僅僅看價格的高低來確定特許經營者是遠遠不夠的，特許經營者的選擇、特許經營權的授予一般都是要經過與投標人談判與協商之後，這在國內和國外都是很普遍的。這反映出《辦法》規定不夠合理，雖然其本意是為了保護公平、公正、透明，避免暗箱操作，權錢交易，但卻沒有使法律條文有足夠的靈活來處理復雜且具有巨大差異性的現實問題，導致法律條文在現實中無法執行，或者由於沒有足夠多的投標人參與竟標而使特許經營項目流產。類似的問題還有，如有關開展特許經營業務的法定依據，有的規定是特許經營協議、有的規定是特許經營授權書，有的規定是特許經營權證和特許經營合同。法律法規框架體系的不完善，不統一已經成了在推進我國特許經營事業中的障礙之一。
二、對策建議
（一）整合政府各部門監管職能，形成相對獨立的監管機構
雖然由於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國家制度、歷史文化傳統等不同，各國都形成了一套符合本國國情的監管體制，但監管的程序化和公開化，監管機構獨立性，擁有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相對完整的權力，通過法律的充分授權和限定來明確界定監管機構的職權范圍卻是世界的發展趨勢。獨立性意味著監管機構與任何企業沒有任何關系，也獨立於其他政府機關，以保證監管機構在依法實施和執行監管中的公平、公正。我國目前監管機構的改革應逐步理清各政府部門之間的監管職能界限，按照誰最易獲得信息，誰負責監管的原則，盡量把各部門分散的監管職能集中到一個監管機構，保持相對的獨立性，使被監管企業面臨一個或少數幾個監管部門，避免多頭監管，企業無所適從。如對於價格的監管，由於行業主管部門，最易掌握企業成本信息，理應把公用事業的價格決定權從發改委或物價部門集中到行業主管部門行使。建立各政府部門和中央與地方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機制，確立主協調機構以迅速解決監管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矛盾，提高行政效率。
（二）完善公用事業的定價方式以形成有效、公平、合理的良性定價機制
完善公用事業產品和服務的定價方式，建立規范化、程序化的定價機制，同時規范公用事業會計准則，為成本的核算提供科學的依據。針對我國定價利用企業個別成本，激勵強度低，企業缺乏提高生產效率的現狀，對於外部條件相同或類似，具有區域性壟斷特點的公用事業如水務、煤氣等，盡快參照國際經驗引入標尺競爭體系（Benchmark Compet.ition）。它是一種以經營成本較低的企業為基礎建立統一的標尺體系，然後再考慮各地區環境差異因素，利用這些因數對企業成本進行調整，進而決定價格的監管工具。這個工具，實際上是利用同類企業的平均成本代替個別成本，刺激企業提高效率為降低成本而展開間接競爭。明確公用事業產品和服務價格構成，嚴禁藉此搭便車亂收費，混淆視聽。理順各價格構成之間的關系，逐步提高總體價格水平和收繳率，這是公用事業市場化的基礎。健全價格聽證制度，既要防止監管機構被監管者俘獲，又要明確價格的聽證范圍，聽證范圍應該是運營企業的成本，是企業可控部分，而對稅收、資源費用則屬於法定的，不屬聽證范圍。同時建立政府的補貼制度，對於政府為了社會公眾福利，履行普遍服務或其他政策性措施，所導致的政府定價低於市場真實成本，企業無法獲得合理回報，甚至虧損的，應由政府提供相應的經濟補貼，以形成良性的市場化機制。
（三）完善特許經營合同設計，加強基於合同的監管
在我國正式的法律法規制度不完善的條件下，政府和投資者應注重通過對可能產生的各種各樣的政治風險、商業風險、法律風險進行充分論證的基礎上，本著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公平、公正的原則完善合同的設計，盡量減少合同的不完備性，預設糾紛解決機制和風險保障機制，加強基於合同的監管。在國外，監管者的監管是基於法律和合同的雙重約束下的監管，監管者與被監管者之間簽定一份嚴謹而詳細的合同是一件在特許經營項目中極其重要的事，當問及法國人，在特許經營中出現糾紛怎辦時，他們會理所當然的說，「合同上有規定」。因此針對現有部分地方政府在特許經營項目中不簽定合同只頒發授權書的現象，應嚴格按照建設部2002年發布的《關於加快市政公用事業市場化的意見》和《辦法》中的相關規定，政府一律要和特許經營中標企業簽定具有法律效率的公用事業特許合同，合同應對雙方的權力和義務作出具體的明確規定，對違約風險、賠償責任和處罰辦法等也要有詳細的約定，否則一旦出現糾紛，就難於解決。
（四）努力建立一個正式的法律制度體系
特許經營制度的良好運轉需要一個包括憲政制度，法律法規體系、監管制度等在內的一個正式的法律制度體系。它是被大家認可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規范，它使社會各行為主體：政府、私人投資者等形成穩定的預期，減少私人投資者的投資風險，同時對政府承諾和保障進行約束，使政府實現自己的承諾。正式的制度也是有效合同的外在保障，是解決合同糾紛的最終方式。在當前，新的規則的制定要把注意力重點放在與現有的法律法規相配套方面，同時修改、補充包括我國政府管制的規定、促進外國投資的立法、擔保法、證券法、合同法、公司法、勞動法、社會責任法和其他方面規定中有關特許經營制度的相關條款，以適應特許經營制度在我國發展的新需要，努力建立一個無懈可擊的法制框架。
總之，公用事業市場化是加快我國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和公用事業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完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它對於彌補建設資金不足，緩解財政壓力，改變傳統的政企不分、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效率低下公用事業體制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保護好、培育好非國有資本進入公用事業的積極性，為他們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是政府的應有責任。當前在特許經營中出現的各種問題，都可以歸納到完善法制、加強監管，特別是政府的監管來解決，我國和發達國家的差別就在於此，也許到此你就會明白為什麼在西方有著悠久歷史的和良好業績的特許經營制度，而在我國目前卻有點「水土不服」。
B. 金融監管的成本構成
(一)金融監管的直接成本
金融監管的直接成本主要反映的是金融監管工作中所投入的硬體設施，組織運作以及監管人才的培訓及培養。
1、監管的機構設施、設備配備
從我國中央銀行的金融監管來說，從人民銀行總行到各縣支行的金融監管機構，實行的是垂直領導系統。這一龐大系統，僅從辦公場所、監管部門所必備的辦公設備都是一筆龐大的成本投入。
2、監管活動的組織實施及運作
金融監管工作的組織實施及運作，包括現場檢查和非現場監管工作。從中央銀行金融監管的實踐來看，每一次現場檢查和非現場監管工作，尤其是由總行統一組織的全國性現場檢查工作，都必須投人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盡管各層次監管工作在組織實施及運作中所投人的成本大小不一，但這筆監管成本在監管活動中是不可或缺的。可以說，只要開展金融監管活動，就必然要對監管活動在人、財、物上有所投入。
3、監管的人力資源配備及培養
金融監管工作為了能夠適應金融業務的日益發展和不同類型金融機構的不斷涌現，提高金融監管的有效性，就必須要使金融監管人員的知識層次和業務能力、水平不斷提高，尤其是在金融全球化的新形勢下，為同國際金融監管接軌，就更需要在金融監管的高素質人才配備及監管人員培訓上加大培訓成本。九十年代以來，我國中央銀行金融監管部門利用普華公司對華援助項目，對金融監管的各層次監管人員進行了信貸資產質量、衍生工具、外匯業務等多方位的業務知識和技能的培訓。近年來，我國中央銀行金融監管部門也利用國內培訓、境外培訓等多種手段，加大了對監管人員的培訓。這些培訓雖然為我國的金融監管隊伍建設和素質提高了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投入的巨大監管成本也是不容忽視的。
(二)金融監管的間接成本
金融監管的間接成本主要是指由於金融監管力度的加大，而對被監管金融機構業務人員的激勵，金融機構的業務發展以及金融機構的業務創新等方面有所遏制，而產生一定程度的利益損失。
1、監管對金融業務人員的激勵機製作用下降
近幾年來，為有效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金融監管部門制定了不良貸款責任終身追究制度。從成本理論來分析，這種監管嚴格，處罰嚴厲的金融監管，對於促進金融業的穩健發展、審慎經營起到了積極的作秀，但由於監管的種種制度控制和各項處罰措施的實施，也使得對金融機構從業人員的激勵機製作用下降，對於業務的發展和自身效益的提高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如金融機構「懼貸」現象。
2、監管對金融機構業務發展有所牽制
1993年以後，通過清理整頓，中央銀行金融監管部門制定了更為嚴格的規章制度，並加大了處罰力度，這種處罰不僅僅包括經濟上的處罰，更加大了對責任人的處罰力度，這種嚴格的金融監管，雖然有效地遏制了一系列違規業務的無節制發展，但由於金融業務不能得到有效運營，如貸款的投放因擔心出現不良而不敢進行。從這一點來說，金融監管也使金融業務發展受到了一定的牽制，付出了一定程度上的成本代價。
3、監管對金融機構業務創新有所遏制
從理論上說，金融業務的創新，可以使金融機構業務發展和利益達到一個較佳的層次，但由於在業務創新過程中，存在諸多不確定的因素，也同樣會帶來一定程度的風險。作為以利益最大化為最終目標的金融機構，要想獲得最大的利益，就必然要進行金融創新。但由於我國金融機構尚未能完全做到真正意義上的「自負盈虧，自擔風險」，缺乏進行金融創新的利益激勵機制。金融機構創新有效益，也有風險，其創新獲得的收益同得到的激勵，在現行體制下。難以做到相互匹配，而金融創新所形成的風險，則要受到金融監管部門的嚴厲處罰，，兩相比較，金融機構的業務創新必然會有所遏制，由此而來，也必然會使其利益有所損失。盡管金融機構是否開展金融創新要受多方面因素影響，但同金融監管的力度加大，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也是有關系的。
二、金融監管的效益分析
金融監管的效益概括起來說，主要是可以提高金融監管自身效益金融機構經營效益以及社會經濟效益。
(一)對金融監管自身效益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進一步完善監管制度
由於中央銀行對金融監管工作的重視，使得對金融監管各項軟、硬體的投入成本加大。在此情況下，為了能夠有效地開展監管，就必然要進一步完善監管制度，這種制度不僅僅包含對金融機構實施監管的各項制度，同樣也包含完善和提高監管工作自身能力和水平的各項內部基礎制度。
2、不斷加強監管組織
監管組織是實施金融監管的主體，一般來說，在監管成本投入較小的情況下，監管組織也必然難以得到擴充和加強。由於投入成本的加大，監管的組織體系也必然會得到不斷加強，從而形成一個較為龐大的組織體系。對金融機構的業務經營的合規性、風險性和效益性的監管，也將由於監管主體的增多，而更為全面、更為細化、更為有針對性。
3、不斷提高監管人員素質
為適應不斷發展的金融新業務和新領域，加大對金融監管人員素質培養是監管部門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在投入一定程度的監管知識和技能教育、培訓成本以後。監管部門所獲得的效益回報必然是監管人員素質的不斷提高。這種整體監管素質的提高，雖然難以用一定量的金錢來加以衡量，但在維護金融秩序，促進金融業的穩健發展方面必將起到積極的作用。
(二)金融機構效益
從長遠來看，金融監管付出的成本代價是值得的，因為中央銀行監管相對獨立，不以贏利為目的，而是以整個社會經濟金融秩序和穩定為重，能夠為金融業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使各金融機構能夠在同一外界環境中開展業務競爭，促進金融機構之間的有效競爭，保障金融機構業務的有序發展，推動金融創新能力的合理開發。金融機構的最終收益將遠遠超過由於金融監管的監督和限制而形成的成本付出。
(三)社會經濟效益
金融業是一個高負債行業，關系面廣，滲透力強，其業務活動關繫到千家萬戶存款人的利益，涉及到國計民生方方面面，金融業的穩定關繫到經濟穩定和國家穩定。盡管金融監管的成本付出(包括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很大，但如果金融監管當局為節省成本而放鬆監管，那麼金融業破產倒閉的社會成本則更大，將引發系統性的金融危機，危及國家經濟和社會穩定。因此，金融監管的效益表現在對社會經濟的貢獻上，將是無法估量的。簡單地說，金融監管對整個社會經濟的效益來說，可以維護金融體系秩序的穩定，促進社會經濟活動的健康發展，保障整個社會環境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