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收入降低時怎樣養娃最省錢
疫情三年我做了三年全職媽媽，在家帶娃不僅沒有了自己的那份工資收入，而且前三年孩子的開銷真的很大。疫情的影響老公的收入也降了，讓我不得不開始規劃家庭的理財以防突發情況影響，提高抵禦風險的能力。
我的存錢計劃是從去年11月底開始的，初期我的理念是精簡生活、減去不必要的開支，達到無痛省錢。當我停止購物、只買必需品後生活費輕松降到了過去的十分之一，現在我已經從單純節流到有了開源收入。
下面分享下我在家帶娃怎樣實現消費降級卻不改變育兒質量的：
1.飲食方面
減掉不健康的飲食，如外賣、飲料、零食，只買新鮮天然的食材，保證孩子成長的營養需求。
以前買了過多的寶寶零食，米餅、拌飯料、香腸等，其實再健康的無添加的零食也不是完全能放心的，不買這些後我少了育兒焦慮寶寶正餐也吃得更多了，當然也省了不少錢。現在的零食是酸奶、堅果、黃瓜、西紅柿、胡蘿卜，這些都比所謂的寶寶零食健康實惠多了。
另外減少帶孩子去外面吃飯的次數，之前每次上早教課都在外面吃中飯，現在早上出門前提前備好菜溜娃回來幾分鍾就能做好飯，一個月下來自己做飯買食材的話只要一千多就夠了。
❷ 如何降低育兒成本
首先，關愛女性，降低「生育懲罰」。眾多實證結果證實，我國存在「生育懲罰」，且這個「懲罰」不輕。每多生育一個孩子，就明顯減少就業女性的工作投入時間，降低她們的工資水平。加之，社會上普遍存在爸爸「不作為」的現象，更是增加了就業女性的負擔。社會對已生育女性的關懷以情感為主，缺乏實質性的關愛。比如職業場所，企業基於評估自身生產能力的需要，期望探知女性的生育意願。如今三孩政策落地，預計企業將以各種形式探知在職女性和求職女性的生育意願。此行為不能完全理解為性別歧視，更多的是企業對未來生產能力的合理預估。如今，呼聲最高的三孩配套支持措施是延長女性生育假期、加強女性公平就業權利保障等，但此類型的政策無疑是把生育成本轉嫁到企業身上，於事無補。
2016年始，以深圳為首的各地城市陸續提出「積極推動建設兒童友好型城市」，並不余遺力地建設兒童友好型社區公園。但實際上，當今社會，兒童受到的關愛已經足夠多了，家裡家外備受關注，而家庭負擔最重的「媽媽」卻被家裡家外忽略了。構建「婦女友好型」社會是提高我國生育意願的前提和基礎，建議從法律法規、政策措施、道德觀念、城市建設、社會服務等多個維度進行深入探討，給予婚育女性更多的理解、尊重，以及實質性的獎勵。
其次，以釋放家庭勞動力為主要手段，降低「育兒成本」。當前，教育、就業、住房任何一座「大山」均可以壓垮二胎家庭，尤其是教育支出。因多生一個孩子，從「奔向小康」倒回「解決溫飽」，這讓許多家庭始料不及。因此，這波「吐槽」中，二胎家庭成為了「主力軍」。每增加一個孩子，家庭消費支出隨之增加，但是以購買食物支出為主（孩子出生那一刻起，若不放棄工作，就得請老人或保姆幫忙，家庭人口成倍增加），相當於恩格爾系數提高了，簡而言之就是「變窮了」，這不利於我國消費結構升級。
中國經濟時報開展的《養娃教育成本網路問卷調查》顯示，不願意生孩子的原因中，80.65%為生養育孩子的經濟成本太高；56.59%為缺少養育和照顧孩子的時間。生養孩子既花錢又花時間，儲蓄和自由雙失。「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最大的養育成本是自由，沒有工作的自由、沒有聚會的自由、沒有小口之家獨立生活的自由。因為老一輩未獲得良好教育的機會，隔代教育取不到預期成果，一座城市裡眾多家庭的其中一員放下工作呆在家裡教養孩子，其中不乏博士生，人們不得不感嘆讀書竟然是為了養孩子。德國陸續出台《生育保護法》、《聯邦養育津貼法》、《聯邦父母津貼和父母養育假法》等，每生一個孩子獎勵幾十萬，獎勵豐厚，但並未解決生育率低下的根本問題。授之於魚不如授之於漁，如何釋放家庭勞動力，讓家長可以繼續追求自身價值，並為社會創造更多價值，才是三孩政策的實施重點。
最後，再度審視教育制度，降低「育兒風險」。前段時間《小歡喜》、《小捨得》電視劇引起了社會廣泛的熱議，「雞娃」「內卷」成為當下最熱的詞語，這兩部電視劇反映了當代教育競爭的激烈程度。「雞娃」在全國范圍內擴散，可能要追溯到《爸爸去哪裡》這部綜藝節目。該節目讓人們發現娃原來有無限的潛能，隨之，在網路信息技術的助攻下，各種「雞娃」方法廣泛擴散，部分文章更是主張在低年級時多陪娃。最要命的是，50%的中考升學率越來越明晰，許多娃還處於懵懂時期，就註定上不了高中。中考落榜的娃們一夜開竅，但為時已晚。前車之鑒下，提前教育從中學傳遞到小學，又從小學傳遞到學前。而且如今的課本和考試難度讓人驚嘆不已，提前教育可以為孩子省下寶貴的時間，包括睡眠時間、閱讀時間。所以，與其對教育機構進行頂格處罰、查檢各校作業數量，還不如重新審視教材和中考升學率的合理性。
「沒有高中等於沒有未來」，這是家長對現代社會的認知。基於對孩子未來的不可把控性，以及對我國職業教育的不信任，為了降低「育兒風險」，有的家長積極踴躍，有的家長被社會環境裹挾前行，最終導致教育過度競爭，隨之而來的是「焦慮」「跳樓」遍布全國。若社會矛盾呈現高度的一致性，這必然是制度使然，相關部門必須重新審視，而不是轉移注意力。若中考改革是參考德國的雙元制，那首先要讓社會充分認識並接受，同時加快推進職業教育改革，最後才能落實中考改革。顯然，相關部門並未讓社會認識到，「藍領可能比白領吃香」的未來現實，更未提供優質的職業教育，卻率先落實了50%的中考升學率。此外，如果中考改革是有根有據，那麼提高課本難度的依據又是什麼？大語文時代是為了充分貫徹落實國家文化強國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