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聞圖片報道在新聞報道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聞攝影的地位和功能
（一）地位和功能的相互關系
地位和功能是密切相關的兩個概念：功能的發揮決定地位的確立；一定的地位確立又為功能的實現提供保證。新聞攝影地位的提高和對功能的認知與拓展就是這樣一個相互作用的發展過程。同時，新聞攝影地位和功能也與整個新聞事業的發展密切相關。新聞攝影的地位主要是與文字形式相比較而言的版面地位；新聞攝影的職能，主要的是作為新聞的共通職能，然後才是攝影自己的特色。
新聞的首要任務是宣傳黨的方針政策，[1]這是長久以來對新聞職能的規范，當然也適用於「六大兵種」之一的新聞攝影。但是，新聞畢竟不同於宣傳，完全用宣傳的思路來規范新聞事業的發展，會對新聞事業的發展有不良影響，這也是我國改革開放前新聞事業和新聞理論研究「畸形」、落後的原因。發掘新聞攝影的功能也必須遵循新聞自身的規律。
（二）新聞攝影初顯身手及地位的提高
八十年代初，在整個新聞界撥亂反正、改革創新的背景下，攝影界開始嘗試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這一探索首先是從提高新聞攝影自身的新聞性開始的。
1983年，李莉在分析當時報紙新聞照片新聞性時有一個統計數字：《人民日報》的樣本中只有11%的照片是事件性新聞照片。[2]新聞照片不報道新聞，不履行自己的職責，還能怪別人不重視你的地位么？文章還分析指出造成這種尷尬的原因是新聞工作者缺乏新聞意識、新聞與宣傳不分。換句話說，就是沒有意識到新聞攝影的功能和優勢。從提高新聞性出發來發揮新聞攝影的功能、提高自身地位的思路才是正確的。
之後，新聞攝影理論年會的論文大量涉及新聞攝影的特徵、價值、優勢和職能等問題，同時新聞實踐領域也有很大的突破進展。
1981年6月，《中國日報》創刊，該報發表的新聞照片別具一格，圖片不只大，而且突出「人」字。從題材的角度來看，發表了《兒童吃西瓜》（王文瀾 攝）等富於生活氣息的照片，既自然生動，又貼近百姓生活；從畫面表現的形式來看，也以不幹涉對象的現場抓拍為特色，使人們看到了真正意義上的新聞圖片的價值和魅力。[3]此後，新聞攝影表現的領域得到拓展，時效性增強，與人民群眾生活更加密切，形式更加新穎活潑。照片可以被放大安排在頭版顯著位置，總體數量也得以增加。此後，《人民日報》、《經濟日報》、《中國青年報》等紛紛加大對新聞圖片數量、質量的重視，開辟圖片報道專欄。
新聞照片的優勢，在於以其形象性從視覺上和心理上引起讀者的注意，並以其直觀性提高新聞信息的傳播效率。有人引證國外報紙版面的實例，指出新聞照片是外報的「天之嬌子」，頭條必須有照片，這是時代的需求讀者的需求[4]。新聞攝影報道新聞的功能優勢挖掘出來了，必然在版面上受到重視，其地位也才可能相應得以提升。
（三）圖文並重的提出和實現歷程
八十年代中期，新聞攝影改革的呼聲很高，「圖文並重」也就在這時提了出來。但是幾年下來，雖然報紙版面上圖片更多、更大，但「長期以來，新聞照片主要不是作為報道新聞而存在，而是被當成美化版面的填充物而存在」[5]的局面依然沒有根本的改觀。「圖」，並沒有重起來。因此，怎樣真正實現「圖文並重」，提高並確立新聞攝影的地位，仍然需要進一步的探討。
1988年論文集中有兩篇文章頗有意味：一篇是作為「總編輯」的范敬宜要「為攝影記者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6]另一篇是作為「攝影記者」的金涌呼籲總編輯改變「思維定勢」，支持新聞攝影改革。[7]這表明隨著改革的深入，體制問題對新聞攝影功能和地位的影響突顯出來。
1990年，第一次全國報紙總編輯新聞攝影研討會舉行，正式提出「圖文並重兩翼齊飛」的報紙編輯總方針，特別是要向總編輯宣傳重視新聞攝影的理念。
貫徹「圖文並重」的業務指導方針是從兩個方面來進行的，一是更新編輯理念，呼籲報紙給攝影以更大的空間，提高其版面地位；二是提高新聞攝影自身質量，發揮其在報道新聞中的功能和優勢。總編輯是圖文並重的關鍵，「只有掌握報紙版面生殺大權的總編輯在版面上開了綠燈，圖文並重的方針才可能得到落實。」[8]「幅大量多」是必要的，沒有一定的量，「重」就表現不出來，但「重圖，主要是指新聞圖片有分量，能夠傳播重要信息，反映重大的主題」。[9]圖片與文字是協作與競爭關系，「攝影記者和文字記者互爭平等的采訪權和發稿權，」[10]應根據新聞事件所呈現出的勢態選擇具體的報道方式。人們相信，只要給新聞攝影以機會，它就一定可以憑借自己的優勢爭取到相應的地位。
（四）市場經濟給新聞攝影帶來機遇
社會發展的趨勢和報業形勢的變化也使新聞攝影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和十四大之後，「市場經濟」成為社會關注的主題。我們的新聞事業是要反映時代的風貌的，作為其重要一翼的新聞攝影，理應當仁不讓。「新聞攝影最根本的任務是紀錄歷史，反映時代前進的步伐，促進社會向前發展。」[11]那麼擺在新聞攝影面前的問題就是如何反映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中國社會。
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的特點是需求和供給均日益豐富而且高效，人們對新聞信息的需求也更直接而迅速，這恰好給新聞攝影以大顯身手的機遇。「新聞攝影能更直觀的反映典型人物的形象，記錄典型人物工作和生活的原生態，有利於增強報道的真實性和可信性。」[12]同時，報紙要吸引讀者佔有市場，就要關注讀者需求，發掘自身賣點，而照片就是報紙最好的「賣點」。[13]
新聞攝影成了市場化報紙競爭的有力工具，深入到新聞報道的各個領域，讀報變成了「讀圖」，所以有人驚呼我們進入了「讀圖時代」。新聞攝影受到如此的重視，地位有了進一步的提高，有人開始強調新聞攝影的獨立地位，[14]甚至呼籲新聞攝影要在報紙上唱主角，[15]以圖片為中心報道新聞編輯版面。
真正使新聞攝影「獨立」起來的，是專題攝影的大量出現和1995年《中國青年報》攝影專版的開辟。但即便如此，新聞攝影也不可能擺脫文字而單獨報道新聞，「獨立」和「主角」的提法只能被看作新聞攝影努力擺脫「重文輕圖」觀念束縛的強烈願望。如果最初「圖文並重」只是作為新聞攝影爭取自身地位和發展的旗幟的話，那麼現在的迫切問題應該是探討如何使圖文更好的結合，來提高新聞事業的整體素質，應對時代的挑戰。從「圖文並重」到「宜圖則圖、宜文則文」[16]和「圖文相連」，[17]也是新聞攝影自身地位和功能逐步明晰的過程。
新聞攝影的優勢和劣勢的相對性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經為人們認識，到了九十年代後期，西方一百五十年前的黃色報紙浪潮在我國新聞界陰魂再現，低質圖片的大量泛濫帶來的視覺污染再次引起人們的反思。
我們應該怎樣重圖呢？「圖文並重」是針對「重文輕圖」提出來的，而「重文輕圖」的要害在「輕圖」——輕視用圖片來表現新聞，「重圖即重視形象新聞」，而不是僅僅多用圖來裝飾版面。[18]市場壓力下新聞攝影界在理論研究中也轉而更加務實，以版面的吸引力、報紙的經營為出發點改革新聞攝影，但這與強調新聞攝影的新聞性並不矛盾，能經受市場檢驗的成功的報紙依靠的還是優秀的新聞圖片。攝影在新聞報道中的獨特作用和功能，決定了真正重視新聞的報紙就不會輕視圖片的版面地位。
（五）影像傳播時代的新聞攝影
如果把新聞攝影放到圖像化時代的影像傳播環境中來考察，那麼它無疑成為新聞媒介中最為活躍的傳播手段。
首先優秀的新聞照片簡潔直觀、一目瞭然，大大提高了新聞信息傳播的速度和效率；其次它突破了語言的障礙，適應了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傳播的需求。「攝影影像在當代傳播中都具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19]傳播學的引入給新聞攝影功能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但這方面的研究現在還比較少。從載體上看，新聞攝影也早已突破了報紙雜志等平面媒體的束縛，走向電視、互連網等新興媒體，其施展的空間得到更大的拓展。
總的看來，隨著新聞攝影傳播功能的彰顯，其地位是在不斷地突出，雖然不同報紙的情況有很大差別，但「圖文並重」的理念在新聞實踐中還是得到了普遍的貫徹。新聞攝影自身的地位，「是要逼出來的，靠干出來的，而不是靠喊就能喊出來的。」[20]
可以預見：隨著影像傳播時代的到來，沒有新聞攝影，就難有新聞傳播事業的繁榮。
（六）新聞攝影功能簡述
關於新聞攝影的具體功能，也是順應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不斷拓展與深化的，上文關於地位和功能相互作用的演進過程已經作了基本的論述，這里再結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做一些條理化的歸納和補充。
首先，作為一種新聞形式，新聞攝影具有傳播新聞信息的功能。這是新聞攝影最主要的功能，也是其存在的主要依據。新聞攝影是新聞事業中「最機敏、最敏捷的視覺神經」，也是「交流各種信息最通俗、最迅速、最直觀的工具之一」。[21]新聞攝影區別與文字報道之處在於其直觀形象性，具有強烈的現場感，甚至讀者可以以形象來證實文字報道的可信性。當然，正是由於新聞照片的威力之大，假照片的危害也更大。如果擴展到傳播學的視野看，新聞報道事實的過程也是傳播知識的過程，對新聞攝影來說主要是感性的認知。同時，新聞攝影又是一種文化交流與傳承的紐帶。
其次，新聞攝影具有特殊的宣傳引導功能。這個功能也是由新聞傳播功能引申出來的。「社會主義的新聞工作，起著黨的宣傳工具和社會輿論的向導作用。」[22]新聞與宣傳歷來就是難解難分，甚至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新聞就是宣傳，而且不管怎麼說，新聞確實扮演著一定的宣傳的角色。新聞攝影之所以說特殊，是因為新聞攝影自身直觀真實的特徵相對於文字新聞能給宣傳以更有力的支持，所以尤其受到宣傳的重視。
第三，新聞攝影具有輿論監督的功能。這也是作為新聞的基本功能之一。新聞攝影的批評揭露，具有見證性和現場感，因此也更具有威懾力。如果違法亂紀者對於「某某地某某人」這樣的描述已經熟視無睹的話，那麼把他的影像公之於眾無疑還是可以多給他一點震懾的。如《人民日報》「立此存照」等批評監督性新聞攝影欄目都受到了群眾的普遍歡迎。
第四，歷史文獻價值。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新聞攝影最根本的任務是紀錄歷史，反映時代前進的步伐，促進社會向前發展。」[23]「黑鏡頭」、「老照片」所產生的巨大社會影響使人們突出地感覺到照片作為歷史記錄的巨大意義。歷史文獻價值不是刻意去追求的，真實反映時代風貌、記錄社會變革的新聞照片不僅是好照片，也理所當然的成為珍貴的歷史資料。
第五，審美功能。新聞攝影作品雖不同於藝術品，但其形象反映社會生活的真、善、美、假、惡、丑等各個方面，「給人們增加了對現實生活的是非、美醜的判斷能力。」[24]依然有自己的美的內涵。很多新聞照片在保證飽含新聞信息的同時，也可以拍得很漂亮，起到既傳遞新聞信息又美化版面，還能給人們帶來審美愉悅的多重作用，這並不損害新聞攝影的新聞性和版面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化影像傳播的背景下，新聞攝影影像具有跨文化溝通與傳播的特殊優勢。媒體上的影像和新聞攝影展覽，在國際交往中起著特殊的作用，沒有什麼比影像能更快地讓世界了解中國和讓中國了解世界。
近年來，各種世界性的新聞攝影展覽，如2003年11月11日起在北京舉行的「美國國家地理百年攝影作品精選及重訪馬可-波羅之路大型攝影展」和各種攝影節在國內接連舉行，在促進攝影界內部交流的同時也促進了中國與世界的文化交流。
2. 還是共產黨的宣傳工具嗎,國還是國有錢人就能賣到所有，趙本山就能控制中央電視台。
趙本山控制不了中央電視台，中央電視台歸中宣部控制，
3. 團組織中的宣傳部的職能有什麼
宣傳部職能介紹
宣傳部是學生會直接指導下的部門，
作為學生工作的窗口，
起著
對內宣傳學院動態和對外展示學院風貌的職責。
歷年以來，
我部積極參加社會活動，
在學生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努
力下，宣傳部開展了形形色色的活動，豐富了同學們的課餘生活，開
闊了同學們的眼界，提高了同學們的社會實踐能力
。
宣傳部主要協助學生會各部門組織、
開展有關活動。
製作各種活
動的宣傳海報，
布置學生會舉行的各種活動的舞台背景設計，
管理好
學校的宣傳欄，海報板等。
宣傳部作為學生會的重要宣傳部門，其本
身也組織、開展有關的藝術創作活動。
我部在管理方面制定了內部規章制度，有較為嚴明的會議制度，
我部平時嚴格要求部門成員，
隨時隨地的教育，
確保每一次工作任務
都保質保量完成
能力培養方面，
平時由部長直接帶領成員工作，
主動向成員傳授
工作方法及經驗，並授予他們一定的權利，讓他們都有鍛煉的機會。
宣傳部部長應對本部成員進行合理分工，
組織成員了解和學習宣傳技
能。
工作中要有創造性、開拓性，具有較強的組織能力，社交能力。
協調部門各項工作以及分配任務，
是負責連通我部和上級組織的橋梁
宣傳部的常規工作分以下幾點：
1.
在學生會舉辦各種活動之前進行展板和海報的製作，
積極為各
項活動做好宣傳工作。
2
．各項活動進行日的黑板布置以及活動時的獎狀書寫。
3.
涉及書寫或繪畫等方面的工作等。
4.
在教學樓門廳的宣傳欄上宣傳工作。和學院學生會其他部門
合作，及時，完整地把活動通知體現在宣傳欄上，使同學們能了解活
動的具體內容和進展過程。
5.
重大節日的宣傳工作。
宣傳部是一個用畫與字相結合的團體，
用最美的色彩，
最賦靈氣
的字，傳達畫的真實情感。這里將美與生活結合，將生活與美互融，
用最美的色彩做出最好的宣傳。
4. 如何做好黨的方針政策理論的宣傳
我國宣講工作不斷深入、逐漸加強、效果顯著的縮影。放眼神州大地，理論宣講方式不斷創新，理論宣傳隊伍建設不斷加強，社會效果越來越好。理論宣講方式不斷創新。就堅持以民需為先。宣講過程中，宣講團成員不是就理論講理論，而是進行先期的摸底調查，弄清基層幹部群眾到底想聽什麼，有哪些模糊認識，並以此確定宣講內容，進行備課和宣講。用群眾的話說，「他們用最朴實的語言、最恰當的方式為我們解開了不解與疑問，讓我們頭腦更清晰，心裡更亮堂了。」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精神，這樣的字眼，基層市民乍一接觸，會感覺很遙遠，認為是大理論、大道理。我們搞群眾性理論宣講，就是要讓大理論不再枯燥，讓大道理不再疏遠。理論宣講隊伍建設不斷加強。社會各層面的宣講資源，不斷擴充和壯大理論宣講隊伍。各級黨委及宣傳部門選拔了一批文化程度高、素質好的群眾工作協理員送到黨校及理論培訓班學習。與此同時，還對熱心理論宣傳工作的基層幹部群眾和大學生進行整合，打造出一支廣受群眾歡迎的鄉土理論宣傳員隊伍。
宣傳內容上求「實」、宣傳方式上求「活」、宣傳語言上求「土」，他們結合農村黨組織建設、農村黨建工作日制度和推進農村社會管理等三項重點工作的開展，做好黨的政策方針的宣傳。傳播機制日益健全完善。採取多種方式選拔理論素質好、授課能力強的宣傳骨幹，組成「黨的創新理論軍地宣講團」。 為滿足社會各界的學習要求，實現分眾傳播，通過分層次、多形式、通俗化、廣覆蓋地開展集中宣講活動。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傳播方式越來越多樣化。開通以宣講報告、專題講座等為主要內容的宣講專題網站等。通俗易懂的傳播內容，喜聞樂見的傳播方式，日益健全完善的傳播機制，理論宣講工作取得十分顯著的成效。人民群眾紛紛反映，理論宣講針對授課人群的不同，不斷創新方式方法，通過宣講，解答基層幹部群眾實際工作中的疑慮，澄清思想中的模糊認識，把黨的思想、路線、方針、政策送到群眾中間。
5. 報紙是我們黨進行什麼宣傳工作的重要工具
摘要 大眾傳播的重要載體
6. 組織委員和宣傳委員那個大
平級，只是工作分工不同。
組織委員主要負責黨委支部建設、幹部隊伍建設；宣傳委員主要負責宣傳教育工作。
黨支部組織委員在支部委員會的集體領導下，負責支部的組織工作。
黨支部宣傳委員在支部委員會的集體領導下，分工負責支部的宣傳工作。其主要職責是：
一、提出宣傳教育工作的計劃和意見並組織實施。根據上級黨組織的指示，結合黨員和群眾的思想狀況，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
二、結合本單位實際情況，提出加強黨員教育工作計劃和意見。組織學習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知識和優良傳統，學習時事政策，完成上級布置的學習任務。
三、圍繞本單位的中心工作，開展多種形式的宣傳活動，指導本單位群眾組織開展群眾性的文化體育活動，活躍單位文化體育生活。
四、加強單位宣傳陣地建設，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佔領單位思想文化陣地。
(6)黨的宣傳工具哪個好擴展閱讀：
做一個合格的委宣傳委員，必須做到以下三點 ：
一、要充滿激情地工作。
二、要求真務實地工作。
三、要以德為本的工作。
通過這三點又可分為以下四個小結：
第一、要能全身心得投入工作 。
第二、要有總體觀，重視集體 。
第三、要能獨立的策劃出一個活動的梗概，和有良好的提議 。
第四、要有較強責任心以及時間觀念。
7. 黨建文化牆有什麼意義
黨建文化牆可將黨史、黨建、廉政、活動等板塊與黨建文化系列之應用場景進行巧妙設計之後，變成融合一體的系列文化宣傳工具。
黨建文化牆以紅藍為主色調，以黨和國家標志性圖案為背景，基調鮮艷奪目，圖文並茂、內容豐富，便於廣大黨員職工學習理解，具有很強的教育指導意義。
黨建文化牆適用於比較大的前廳，進行政務公開、黨務公開的政策宣傳地方使用。通過文化牆推廣宣傳，借牆接穩地氣，裝點了企業文化環境，進一步提升基層黨建的文化內涵，使廣大黨員職工在濃厚的文化氛圍中增長知識，提振精神，凝聚合力，堅定信心永遠跟黨走。
(7)黨的宣傳工具哪個好擴展閱讀
黨建文化牆以紅藍為主色調，以黨和國家標志性圖案為背景，基調鮮艷奪目，圖文並茂、內容豐富，便於廣大黨員職工學習理解，具有很強的教育指導意義。
通過文化牆推廣宣傳，借牆接穩地氣，裝點了企業文化環境，進一步提升基層黨建的文化內涵，使廣大黨員職工在濃厚的文化氛圍中增長知識，提振精神，凝聚合力，堅定信心永遠跟黨走。
文化牆是以倡導文明、宣傳公益、健康運動、綠色環保、宣傳新城市文化、推動城市品牌建設以及幫助城市提升 品牌形象為己任。把牆景美化作為支持城市精神文明創建工作的一項行之有效的載體，與改善美化城市街景結合起來。
在十四、五世紀初期時，伴隨著宗教的發展，出現了在牆壁上繪制了各類宗教圖案類的繪畫方式，這種方式所繪制的圖案一般都是宗教的題材，以裝飾教堂等教會所屬的建築，從而增加建築和環境的嚴肅和神聖性。
在古埃及，藝術家會在牆壁和柱子上雕刻各種的花紋作為裝飾，其中這些裝飾很多是記錄居所主人的生平，以及記錄各種神話故事，為埃及最初的牆繪藝術。
8. 為什麼黨的宣傳工具必須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
答案很簡單：職責所在。否則就不是黨的宣傳工具了。
9. 評述蘇聯新聞傳播模式的優缺點
從1991年（蘇聯解體）到2001年的十年，被俄知識界稱為「社會轉型期」、「民主制時期」或「後社會主義時期」。由此稱謂可知，這不是一個單向度發展的自然的過程，而是充滿著矛盾與坎坷的「艱難時世」。在這個「艱難時世」中，俄羅斯新聞業經歷了一場裂變，死而復生，卻又命運多舛：自由了，無權威、無約束了，卻也分散了，疏離了，各行其事了……。通過對這一時期俄新聞業種種表象的分析，我們或可探知俄羅斯政治變革乃至整個俄羅斯社會運行的軌跡。
轉型十年間，俄羅斯新聞業發生了以下諸方面的變化：
從垂直管理到平行管理
解體前的蘇聯對新聞業實行的是垂直管理。在這種垂直管理模式下，報刊一般被分為若乾等級——中央的；加盟共和國的；邊疆區、州、自治共和國的；一般城市和地區的；工礦、學校、農庄等企事業單位的。各級報刊均處於蘇共中央的統一領導之下，並接受各級黨委（或黨領導的企事業組織）的管理和監督。全蘇新聞社——塔斯社為這些報刊提供消息，主要的中央報紙通過傳真傳遞到全國各個城市。
蘇聯解體後，這種金字塔式的、垂直的管理模式迅速退位，代之而起的是區域性的、橫向的管理模式。到90年代中期，這種模式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這一時期，由於從中央到地方的縱向的行政管理體系逐漸弱化，加上郵政系統工作效率低下，首都莫斯科出版的全國性報紙在地方上已經很少能夠見到了。而此時地方報紙在地方政權的管理和影響下逐漸發展起來，數量急劇增加（據說地方報紙遠遠多於聯邦區、市的數目）。對地方報刊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對報刊的影響「十分積極」，報刊只要與政府有關系，要錢不成問題，甚至可以通過政府預算獲得財政支持。地方報紙又細分為「州報」和「市報」（有如城市報紙和農村報紙）。這兩類報紙還時常展開競爭，有時甚至相互敵視。不過總的來說，無論州報還是市報，地方報紙總是比中央報紙更受歡迎。道理很簡單，地方報紙與當地讀者更為接近，因而能夠更好地滿足他們的信息（與廣告）需求。
電子傳媒的情況也大抵如此。蘇聯時期，全國形成了統一的廣播網路，有線廣播喇叭插座被普遍安裝在居民家中，接通後可以收聽三套廣播節目（兩個全國頻道和《燈塔》）。這就使得中央政府的信息和命令可以直達每家每戶。1990年7月戈爾巴喬夫「關於電視和廣播民主化的命令」的頒布，打破了中央政府對廣播媒體的壟斷，地方政府以及不同的政黨、政治團體和組織開始在體制外獨立創辦廣播電台。1990年8月蘇聯第一部新聞法正式生效後，各類地方性非國有電台以及商業電台數量激增。目前，俄地區性的廣播市場還在不斷拓展，首都莫斯科已有各類廣播電台62座，聖-彼得堡31座，羅斯托夫29座，斯維爾德洛夫斯克29座①。顯而易見的是，經濟狀況越好的地區，廣播電台的數量就越多，非國有電台的數量也越多。
國家在電視領域里的壟斷地位幾乎是同時被打破的。聯盟解體後，地方上很快就出現了非國有的電視公司和電視節目製作基地。到目前為止，除了少數幾個經濟落後的地區外，絕大多數聯邦主體都擁有了非國營的地方電視台。它們與中央電視台是合作與交流的關系，而不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地方與中央最常見的合作方式是，地方台在保證自己節目（和廣告）正常播出的前提下，適當安排時間播出莫斯科方面合作者的節目（首都非國有台的情形也是如此）。可以說，在今天俄羅斯電視領域，「前鋒」與「邊鋒」的區別已經不太明顯了，「邊鋒」有時「前鋒」的地位更加突出。
總之，經過十年的發展，俄羅斯新聞媒體已由單一的國家成分變為國家的、地方政府的、編輯部集體的、私人的多種成分並存，在媒體管理上也分而治之了，由此形成了多樣化的網狀結構。然而由於各聯邦主體地理環境和經濟條件的不同，自然資源、人力資源佔有的不同以及傳播技術水平方面的差異，其媒體市場往往呈現出不同的特點：莫斯科的媒體市場不同於聖-彼得堡的；這兩個地方的媒體市場又不同於烏拉爾、西伯利亞、塔塔林的。媒體市場的多樣性固然可喜，但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由於地方媒體與中央政府漸趨疏離，後者又缺乏主導性或引導性的新聞媒體，因而在一些關乎國家利益的重大問題上，很難形成一致的輿論。即便在是在國家以法律形式做出決策的情況下，不同意見甚至是反對性、攻擊性的言論仍不絕於耳（如《土地法》頒布後的一片責罵聲）。這給中央決策的貫徹實施造成了巨大的阻力。俄羅斯之所以出現立法多且快，總統令滿天飛卻執行不力的現象，與輿論的分散化不無關系。輿論的分散化不但引起上述不良後果，還導致了人心的渙散和地方上的分裂傾向，使得民族、地區間的各種問題益發突出。俄羅斯一位哲學學者說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我們現在擔心的不再是烏克蘭、喬治亞從獨聯體中分離出去，而是聖-彼得堡、加里寧格勒從俄羅斯分離出去。此言雖然有些誇張，但道出了一個隱憂，即俄羅斯本身存在著分離化的傾向。正因為如此，俄現任總統普京上台後著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整合輿論，重新樹立中央政府的權威。然而轉型期已持續十年，恐怕是積重難返。
第二、從事業單位到商業機構
蘇聯解體前，蘇共中央不但為其所屬報紙（實際上是所有報紙）制定宣傳方針、確定組織機構及人事安排、通過行政手段保證其信息來源，而且通過國家預算直接給予財政補貼。可以說，那時的新聞媒體在經濟上全無後顧之憂，只需作為黨的宣傳工具發揮作用即可。
聯盟解體後，尤其是1992年俄政府實行自由價格政策以後，新聞媒體幾乎全部被拋入市場經濟的汪洋之中。國家起初試圖為媒體提供部分補貼（後補貼取消），但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於是媒體四處求援，尋找經濟靠山，成為自謀生路、自負盈虧的實體。由此開始了媒體的商業化的過程。
在商業化的過程中，媒體開始分化，形成了三種所有制形式。
一種是國家所有。國家（俄聯邦政府和議會）直接控制的媒體有俄通社—塔斯社、俄羅斯新聞社、俄羅斯公共電視台（OPT）、俄羅斯廣播電視台（PTP）、《俄羅斯新聞》、《俄羅斯報》等。對這類媒體，俄政府通過聯邦預算給予撥款，或在其中佔有股份。這類媒體雖然仍具有相當的政治色彩，但其職能僅限於傳達政府政令、發布政府公告和提供新聞信息，已不再作為新聞宣傳工具發揮職能。在市場化的過程中，國家直接控制的媒體是特殊的一類，故此不作更多的探討。
二是寡頭、政黨所有。寡頭是俄社會轉型的產物。在私有化的過程中，俄國內形成了數額巨大的私有資本。為了創造有利於自身發展的輿論環境，這些私有資本的持有者通過投資、融資等形式在短期內掌握、控制了大量的媒體。由於有雄厚的集資金作後盾，這些媒體的規模急劇擴大，成為如俄羅斯人所說的「媒體帝國」。而這個「媒體帝國」的國王就是以鮑里斯-別列佐夫斯基和弗拉基米爾-古辛斯基為代表的媒體寡頭。別列佐夫斯基掌握的媒體有《獨立報》、《新消息報》、《生意人報》、《新報》以及電視6頻道（TB—6）等；古辛斯基掌握的媒體有《今日報》、《綜述》月刊和獨立電視台（HTB）。據俄羅斯業內人士介紹，普京上台之前，就影響而言，別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控制著俄70%的媒體市場。這些被「收編」的媒體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寡頭們的喉舌。1996年總統選舉中，別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聯合起來，調動其控制下的全部媒體的力量，最終把自己擁護的候選人葉利欽推上了總統寶座。普京執政期間，發生俄「庫爾斯克」號核潛艇沉沒事件（2000年8月12日）。當時普京正在度假，沒有前往援救現場。反對派利用此事大做文章，輿論推波助瀾，惡意炒作，對普京展開了猛烈攻擊。這堅定了普京打擊媒體寡頭的決心。他一方面利用總統權力對媒體進行整頓，在政策上向國家媒體傾斜；一方面利用經濟手段，迫使寡頭在某種程度上從新聞領域退位。比如迫使古辛斯基的「橋—媒體」集團讓出獨立電視台的部分股份，進而讓出領導權，摧毀了古辛斯基的媒體帝國；2001年底又把別列佐夫斯基的TB—6作為整肅對象。但時至今日，寡頭的影響力仍然存在，他們仍舊利用手中的媒體與政府唱對台戲。
蘇聯實行多黨制後，社會上出現了一些政治利益集團，在這些政治利益集團的基礎上形成了不同的政黨。1993年年底俄議會選舉前，俄羅斯已有十幾個較大的政黨，其中的一些在國家杜馬中取得了合法席位。普京上台後，為了獲得廣泛支持，穩固自己的權力，又建立了多黨執政聯盟。這些政黨和聯盟均擁有或掌握一定的新聞媒體，用以宣傳自己的執政方針和綱領。各政黨的資助是這類媒體的經費來源，它們經營的好壞，取決於其所屬政黨實力的消長。
三是自主經營者所有。1990年10月蘇聯新聞法正式生效兩個月後，就有700多家報刊登記注冊。其中除了政府、政黨創辦的報刊外，大部分為社會團體、各類組織和公民個人所有（蘇共解體、蘇聯解體後，原中央一級的大報，如《真理報》、《消息報》、《工人論壇報》、《莫斯科共青團報》、《共青團真理報》、《文化報》等轉而變為「獨立報紙」，重新注冊後的所有者由蘇共中共改為各報新聞集體）。俄羅斯由計劃經濟轉入市場經濟後，尤其是實行自由價格政策以後，國家取消了對紙張及印刷費的補貼，發行方面的保障也沒有了。為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求生存，這些「自主經營者」擁有的報紙「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的接受外資援助，如《真理報》（後又撤資），有的成立報業聯合體，如《消息報》、《莫斯科共青團員報》等。為了吸引讀者，擴大發行，許多報紙採用早年西方小報的做法，大量刊登聳人聽聞的消息、低級庸俗的娛樂材料，大肆揭醜，大力炒作，以強勁的視覺沖擊力招徠讀者。創辦於1919年、曾經有著輝煌歷史的《莫斯科共青團員報》就被認為具有「小報品質」（從它的版面上已絲毫找不到當年那份《莫斯科共青團員員報》的影子）。目前該報在競爭激烈的莫斯科報紙市場上穩占第一位。據說它的成功就在於「廣泛運用了聳人聽聞和揭醜新聞的手法」②。聖-彼得堡的《戈比報》在讀者中廣受歡迎，也是因為它以輕松的的筆調、通俗的語言大量刊登離奇的傳言和庸俗的笑料。
這些報紙主要的經濟來源是發行費和廣告費，因而在其機構設置中，廣告、發行等經營部門佔有顯著位置。為了和讀者搞好關系，樹立形象，擴大影響，許多報社還成立了公共關系部門。俄媒體內部職能部門的重新設定說明，俄羅斯的新聞媒體已經完全商業化了，它與蘇聯時期的新聞宣傳系統已經沒有了任何共同之處。
在以上三種媒體所有制形式中，前兩種由於有著強大的財力支持，穩定性比較強（政治因素另作考慮）。但寡頭媒體和政黨媒體代表著一定的政治和經濟集團的利益，因而不可能做到報社同仁竭力追求的「客觀」、「公正」。第三種媒體歸屬形式決定了其發展的不穩定性。事實上，在俄私有化的過程中，由於報刊發行費大幅度提高，已有許多報紙不得不減少出版次數、壓縮版面、裁員以至停刊。這類報紙將廣告作為生命之源，因而必然千方百計迎合大眾，難以擺脫庸俗化的傾向。
從印刷媒體唱主角到電子傳媒唱主角
俄羅斯是一個喜愛閱讀的國家，其報刊發行量一度排列世界前幾位。曾有一段時間（80年代末期），《真理報》發行量達到1100萬份，《消息報》800萬份，《共青團真理報》高達1700萬份。當時莫斯科的報刊零售點時有長隊出現，過了早8點，大部分當日報紙就已告罄。那是怎樣的繁榮景象。今天俄羅斯報刊出版業已風光不再。媒體走上商業化道路以後，報紙、雜志等印刷媒體的數量雖然在增加，市場卻日漸萎縮，發行量逐年減少。下表足以說明這個問題。
俄羅斯報刊發行情況（1950—1998）③年代 出版物 期數 零售分數（千） 一份報紙的平均零售數
1950 23 4663 9423 408、6
1970 28 4874 62364 941、0
1990 43 5383 110810 2577、0
1998 245 12507 32914 134、3
（說明：直至2001年年底，報刊發行下滑的趨勢仍未得到控制）
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原因有二：一是俄民眾經濟承受力下降。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蘇）居民收入水平雖然不高，但報價也相對低廉，首都莫斯科主要報紙的價格只有幾個戈比，一個家庭訂閱十幾份報紙是很正常的事。俄實行自由價格政策（私有化）以後，由於紙張、印刷和發行費用猛增，成本提高，報紙價格也長上來了。目前莫斯科主要報紙的價格一般在3、5—5盧布之間，隨手買上兩份報紙，就要花費10個盧布左右。而俄羅斯人的平均收入水平為1500盧布上下（約為50美金。另據報紙報道，目前俄尚有近百萬人生活在最低工資—300盧布的水平線上）。如果按每人月收入1500盧布計算，倘若訂閱十份報紙的話，其花費正好與工資數額相抵。因此，對俄國普通民眾來說，像從前那樣訂閱報紙已經是不可能的了。事實上，目前俄羅斯家庭的報刊訂閱量已從十幾份下降到一、二份。
二是俄民眾政治興趣減弱。90年代初期俄民眾對報刊的興趣，實際上反映了他們對改革的興趣。他們盼望通過眼前的政治、經濟改革消除腐朽、落後的東西，建立「自由、民主」的國家，全面提高生活水平。而報刊恰恰被作為了改革的輿論先導。因此他們對報刊給予了極大的觀注。但是改革十年，他們並沒有看到預期的結果，也沒有得到應有的實惠，久而久之就對政府失去了信心，對改革的急先鋒——報刊失去了信任與好感。一項社會調查結果表明，1995年尚有70%俄羅斯人對新聞媒體（和教會）抱有信任和好感，而到2000年，這個比例數下降到30—40%。具體到報刊，今天只有13%的俄羅斯人認為報刊可信（對電視的信任度要高一些，約為36%）④。
在這種情況下，更多的人將注意力轉向了電視。從經濟的角度講，電視是一種廉價的媒體，除了一台電視接收器外，幾乎不需要任何支出（電費的支出不記入內），人們從中既可獲取新聞信息，也可獲得娛樂。這使電視迅速取代了報紙的地位，成為擁有受眾最多的媒體。目前電視已經成為俄羅斯人了解新聞信息的主要渠道，據稱有40%的人每天通過中央頻道獲取新聞（而通過全國性報紙的獲取新聞的人不超過20%）⑤。廣播的普及率也高於報紙。1999年的一項調查表明，82％的俄國人相對定時收聽廣播，完全不聽廣播的只佔18％⑥。國際互聯網的發展，同樣分走了報刊市場（甚至電視市場）的「一杯羹」。盡管目前俄網路基礎設施尚不完備，與西方發達國家比還有一定的距離，但上網人數也達到了1000萬。更由於許多報紙、雜志、廣播電台、電視台都有了自己的電子版，上網獲取新聞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年輕人中尤其普遍）。
這樣一來，過去大而統一的報刊市場和相對穩定的讀者群體就不復存在了。受眾由印刷媒體分流至電子傳播媒體，又由電子傳媒分流至新媒體，由此形成了不同媒體種類、不同層次、分布廣泛的受眾市場。
第四、從馬列主義到西方理論
蘇聯解體前（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前），盡管國內新聞學界時有不同學術觀點的論爭，但佔主導地位的新聞理論始終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新聞理論。當時的新聞媒介被稱作「大眾新聞和宣傳工具」(средство массовой инфрмации и пропаганди簡稱 СМИП），其職能是列寧所歸納的「集體的宣傳員、集體的鼓動員和集體的組織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聞理論觀不但對新聞實踐起著的直接的指導作用，還被規定為大學新聞院系的主體課程。80年代中期，在莫斯科大學新聞系的專業課程設置中，這類課程就佔有較大的比重，如「蘇聯新聞學概論」（以列寧報刊理論為主）、「黨和蘇維埃報刊的理論和實踐」、「外國共產主義及工人報刊史」、「資產階級新聞理論與實踐批判」等。
蘇聯解體後，新聞理論及理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盡管早在1986年蘇共27大報告中，就改稱「大眾新聞和宣傳工具」（СМИП）為「大眾新聞工具」（СМИ），這個概念被廣泛使用和普遍接受還是在解體以後。這一時期，列寧的新聞思想不再被人們提起，原蘇聯的新聞模式也被作為反面教材而遭批判。在莫斯科大學新聞系的專業課中，「蘇聯新聞學概論」、「資產階級新聞理論與實踐批判」之類的課程已不見蹤影，取而代之的是「新聞理論導論」（以西方新聞傳播理論為主）「信息基礎理論」、「外國新聞史」、「外國大眾新聞媒體經驗對我國媒體發展的意義」等課程。在各類新出版的新聞學教材或著作中，「公民社會」、「新聞自由」、「第四等級」之類的概念已屢見不鮮，李普曼、拉斯韋爾、施拉姆、哈貝馬斯等西方學者的名字以及他們的理論也為人們耳熟能詳。
俄新聞理論界的情形反映了整個俄羅斯理論界的現狀：舊有的理論體系被打破了，新的理論框架又沒有建立起來，於是便搬用或套用西方理論，以填補空白。俄新聞理論界熱衷引述的理論主要有：
1.自由報刊理論
俄新聞理論界對西方早期自由主義報刊理論十分推崇，認為它所主張的報刊不受政府幹預，新聞媒介有充分的出版權、采訪權、發布權，可以自由發布任何新聞和發表任何意見的主張，是俄民主社會發展的重要保障。為此他們對蘇聯第一任總統戈爾巴喬夫有著很高的評價，認為他開輿論自由之先河，是一代民主的總統。莫斯科大學新聞系主任扎蘇爾斯基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今天，自由報刊（報刊自由）作為一個政治概念，已經在俄羅斯人的意識中生了根」，「十年民主改革的結果是，極大地加深了人們對報刊自由的理解」。他認為目前對新聞自由最大的威脅是中央以及地方政府新的集權的產生。他同時援引「報刊的社會責任理論」，認為「自由和責任是不可分的。在我們的新聞中，那些不可靠的、不準確的信息和浮躁的舉動，直接導致大部分讀者對報刊失去信任」。因此他認為：「『自由有了就不需要理智了』的認識是不合理的，也是危險的」。⑦
2.「第四種權力」理論
俄新聞理論界對由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佛遜的思想引申而來的報刊的「第四種權力」的觀點十分贊賞，認為自由報刊應當成為對行政、立法、司法三權起到某種制衡作用的力量。在俄新聞學者看來，1990—1993年的三年間，就是俄「第四種權力」發揮作用的「黃金時期」。1990年通過了蘇聯第一部新聞法，緊接著又宣布蘇共停止活動，黨的報刊就像其他社會組織的報刊一樣被轉到了新聞工作者手中。這一年又先後創辦了獨立的「莫斯科回聲」廣播電台和《獨立報》，它們「開始把自己看作是『第四種權力』，把自己和國家對立起來，力求度獨立於所有的國家機構」。但是由於經濟原因，這一時期很快結束了。這之後出現的一些新問題，諸如政府施加影響、媒介寡頭的壓力等，都使人們更加懷念那一時期，並大造輿論希望有朝一日媒體重返「第四種權力」。
3.「公共領域」理論
「公共領域」的概念是德國學者哈貝馬斯在其經典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提出來的。近年來，隨著國家與市民社會研究在俄羅斯的興起，這個概念也被人們廣泛運用。按照哈貝馬斯的解釋，在私人領域和政治權力之間，有一個公共領域，在這個既區別於政治、又區別於市場的空間里，人們可以對權力機構的政策以及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評判，以消除社會對抗，維護公眾利益。俄學者認為，為了使公共領域在現代條件下發揮職能，必須有公共媒體。而在諸種公共媒體中，公共廣播電視起著特殊的作用。這種公共廣播電視「依靠用戶的支持，有時是國家的支持，在財政上獨立於廣告主」，是一種社會 — 權力機構。莫斯科大學新聞系主任扎蘇爾斯基指出：「目前俄羅斯國家頻道向社會 — 權力機構的演進，原則上是可行的」，「如果PTP（國家電視頻道）公開表示有時候不直接支持政府行為的意圖的話，它就可以被稱為是公共電視台」⑧。但是新聞學界也有人指出，談公共媒體為時尚早，因為公共領域在俄羅斯遠未形成。
經常被俄新聞學界引用的西方理論還有其他一些，也有學者在西方傳播理論的基礎上有所創新、發展。在此就不一一列舉了。
總而言之，十年轉型期，俄羅斯媒體從體制、結構到運行方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政治角度看，它由中央操控的垂直管理變成地方自治的平行管理；從經濟角度看，它由計劃統籌變為市場運作；從技術角度看，它擺脫了「孤島」狀態，融入了信息全球化的潮流中。在尋求新的發展模式的過程中，俄新聞理論工作者試圖從建立（援引）一套關於傳媒自由與責任的理論出發，進而建立起完善的媒介工業體系，以實現自身良性循環，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但是，事情並不像預期的那麼順利。「經濟的無效性，媒介巨頭的無責任心以及新聞記者對低級趣味的迎合」，都使媒體發展呈現出曲折多變的特點。對此扎蘇爾斯基有一個生動的比喻，說目前俄新聞媒體如同沿著向下運行的電梯奮力地向上攀登。對俄媒體發展的前景，他認為有三種可能性：「第一種是樂觀的。經濟改革的成功將創造文明的、成熟的市場，大眾傳媒將獲得更多的有支付能力和知識水準的受眾以及多元化、多樣性的廣告市場的支持。結果是高質量報紙的銷量大增，最終將消滅政治化新聞和犯罪新聞，報道範圍將得到最大程度的拓展。第二種是悲觀的。國家的作用增強，以至於媒體成為宣傳和公關的一種結合物。同時還會出現庸俗出版物 — 從占星術到媚俗新聞，甚至還會出現淫穢書刊出售商，報道的范圍縮小。第三種是經濟領域中的不景氣現象將直接導致傳媒業的不景氣。一些刊物尤其是一些高質量刊物的發行量下降，而庸俗報刊的銷量增長，影響擴大。報道範圍將會縮小」⑨。上述哪一種可能性將會變成現實，最終取決於俄羅斯政治、經濟的改革方向和社會整體的發展水平。
PS:樓主要寫論文的,我這里給你一篇張允諾先生寫的<<對蘇聯新聞業歷史命運的思考>>
今年 11月 7日是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80周年紀念 日。筆者寫作本文時，還無法預測人們將會怎樣紀念這個不尋常的日子。不過這些年來，國際進步輿論界對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傾覆，已有不少反思和評論。許多人認為這里既有外因也有內因，既有近因也有遠因。從根本上說，蘇聯建國幾十年，一是經濟建設沒有搞好，人民生活水平沒有切實提高；二是沒有建立民主和法制秩序，政治專擅，群眾受壓。這兩個方面都引起人民的不滿，可又未能正確解決，終於導致覆舟之禍。當然，這種反思尚未終結，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一定會從社會主義運動這一重大挫折中領悟到更多、更加深刻的教訓。
十月革命勝利以後，隨著蘇維埃政權的鞏固，隨著經濟建設的開展，蘇聯人民曾經創建了宏大的社會主義新聞體系。在這一體系中活躍著幾十萬熱愛祖國、忠於職守、富於獻身精神的新聞工作者，他們辛勤努力，一心想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尤其在衛國戰爭年代，他們冒著敵人的炮火，用自己的新聞作品團結和鼓舞人民，為戰勝法西斯入侵譜寫了光輝的篇章。衛國戰爭結束以後，他們又以自己的勞動，恢復並建立起了世界上數一數二的新聞網路。這種網路以黨的機關報（台）為核心，包括眾多的專業報（台），從中央到地方共分六級層層辦報（台），形成上尖下寬的金字塔形結構。截止1986年，全蘇已有各類報紙8000多家；其中日報713種，期發一億多份，每千人平均380份左右，位居世界前列。
可是這樣宏大的蘇聯新聞業體系，在1991年的最後幾個月內，隨著蘇聯的解體也嘩啦啦似大廈傾覆般地迅速瓦解。從此以後，這片土地上再沒有以黨的機關報為核心的新聞體系了。原先的黨報紛紛改成民營的獨立報紙，艱難地自籌資金，慘淡經營；其它他專業報更是在市場經濟中顛簸掙扎，各奔前程。幾份全國性的機關報，如《真理報》、《消息報》、《勞動報》，在改為同仁報紙以後，影響和地位固然遠非昔比，發行量也只有當年的一個零頭，由一、二千萬份降為幾十萬、一百多萬份。這一切當然都不足怪，舊的新聞業體系賴以生存的政治經濟基礎不復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10. 怎樣理解「黨的各級組織的報刊和其他宣傳工具，必須宣
宣傳紀律是黨對宣傳工作的要求和黨對從事新聞、出版等宣傳工作的黨組織和黨員所規定的工作準則。黨章規定，「黨的各級組織的報刊和其他宣傳工具，必須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中規定，「黨的報刊必須無條件地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政治觀點。對於中央已經作出決定的這種有重大政治性的理論和政策問題，黨員如有意見，可以經過一定的組織程序提出，但是絕對不允許在報刊、廣播的公開宣傳中發表同中央的決定相反的言論；也不得在群眾中散布與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相反的意見。這是黨的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