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可转换债券怎么降低融资成本
(1) 可转换证券通过出售看涨期权可降低筹资成本。通常，转换佰券的利率较低，且限制性条款较不苛刻，使公司在换股之前以低廉成本筹集资金。
(2) 可转换证券的发行可看作是未束的股票发行或配股，它可以帮助公司避开当前不利的市场条件而等其好转时用高于债券发行日股价的转换价格延续普通股筹资。由于大部分的可转换证券都是没有抵押的低等级债券，融资能力相对铰低、风险较大的小型企业而言，运用可转换债券筹资比普通债券更容易实现筹资目的。
⑵ 央行定向降准聚焦中小微:降低融资成本 优化供给结构
4月3日，央行决定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并时隔12年首次下调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此举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支持中小银行更好聚焦中小微企业，服务实体经济。
此外，央行将通过发挥金融政策带动作用，把握好政策的力度、重点和节奏，为企业提供精准服务，缓解融资难融资贵，推动企业实际融资成本逐步下降。
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降低社会融资实际成本，4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并时隔12年首次下调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进一步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如何支持实体经济？怎样更好地提供精准金融服务？下一步货币政策走向怎么看？记者采访了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相关企业和专家。
以改革办法优化金融供给结构，定向降准释放长期资金约4000亿元
4月3日，人民银行决定对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和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于4月15日和5月15日分两次实施到位，每次下调0.5个百分点。这是继今年1月的全面降准、3月的普惠金融定向降准后，人民银行年内进行的第三次降准。
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表示，对中小银行实施较低的存款准备金率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通过改革的办法优化金融供给结构和信贷资金配置，支持中小银行更好聚焦中小微企业，增加信贷供给，降低融资成本，服务实体经济。
据悉，此次定向降准可释放长期资金约4000亿元，平均每家中小银行可获得长期资金约1亿元，有效增加中小银行支持实体经济的稳定资金来源，还可降低银行资金成本每年约60亿元，通过银行传导有利于促进降低中小微企业贷款实际利率，直接支持实体经济。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认为，中小银行的服务对象大部分是中小微企业，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后，中小银行的可贷资金进一步增加，有利于在当前的情况下精准纾困。
为何此次定向降准分两次实施到位？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是为了防止一次性释放过多导致流动性淤积，确保降准中小银行将获得的全部资金以较低利率投向中小微企业。此次降准后，超过4000家的中小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已降至6%，从我国历史上以及发展中国家情况看，6%的存款准备金率是比较低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定向降准，人民银行表示，自4月7日起将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从0.72%下调至0.35%。这是人民银行时隔12年首次下调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
“此次人民银行下调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目的是推动银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强银行的贷款意愿，使银行能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颜色说。
发挥金融政策带动作用，缓解融资难融资贵，提供精准服务
前些日子，福建省禾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庄国渊曾为融资一筹莫展。禾祥农业是一家大型农业综合开发企业，受疫情影响，企业生产经营一度停滞，资金周转面临困难。
3月1日，惠安农信社的客户经理了解到该企业的情况后，立即建立一对一服务机制，在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的指导下，两天内就向企业发放了“战疫支农贷”300万元，禾祥农业也成为福建省首笔支农再贷款专用额度资金支持的农业企业之一。如今，有了资金购买菜籽、农机具等春耕物资，企业蔬菜种植规模进一步扩大。
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要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现、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金融政策的牵引带动作用，疏通传导机制，缓解融资难融资贵，为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精准金融服务。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认为，疫情发生以来，人民银行先后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新增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以优惠利率资金助力重点企业复工复产，取得了良好效果。“人民银行指导银行投放的专项再贷款是救急救命的钱，投向名单内的重点保供企业。新增的再贷款再贴现额度能为中小银行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来源，增加其发放贷款的能力和积极性，同时适用的企业更多，是一个更加普惠的政策。”
记者从人民银行获悉：截至3月31日，在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使用方面，9家全国性银行和10省市地方法人银行向5995家全国性和地方性重点企业累计发放优惠贷款2315亿元，加权平均利率为2.51%，财政贴息后，企业实际融资利率约为1.26%；在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方面，地方法人银行累计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含贴现)3042亿元，支持企业(含农户)35.14万户。
疫情期间，除了落实专项再贷款、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外，银行业金融机构还通过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方式，为实体经济提供精准金融服务。
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近日表示，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出台后，受到中小微企业欢迎。据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3日，实施延期还款的中小微企业贷款本息达7000多亿元。“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酒店、物流运输和文化旅游这些行业受疫情冲击比较大，要求银行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特别要下调贷款利率，让利于企业。同时通过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的方式，支持企业尽快复工复产。”周亮说。
把握货币政策力度、重点和节奏，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近期，市场比较关注人民银行是否会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刘国强表示，“当然作为一个工具，是可以使用的，但是这个工具比较特殊，是‘压舱石’，所以实行起来要考虑得更多。”刘国强认为，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物价情况、经济增长、内外平衡等，特别是存款利率跟普通老百姓关系更加直接，要考虑老百姓的感受。
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要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下一步，货币政策走向怎么看？
下一步，要分阶段把握好政策的力度、重点和节奏。根据不同阶段，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充分满足市场需求。“我们绝不会让市场出现‘钱荒’，当然钱也不要‘变毛’，要满足市场需求合理充裕，实现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并且略高一点。”刘国强说。
刘国强表示，要继续用好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和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政策，落实好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新增的1万亿元额度，做到和前面的政策无缝衔接，不出现断档。同时，实施好定向降准，发挥好准备金工具的正向激励引导作用。
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是当前的重要任务。董希淼认为，应进一步改革完善相关机制，深化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当前，应抓紧推进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工作，以改革的方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推动企业实际融资成本逐步下降。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认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要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并综合考虑疫情防控、经济发展等各方面因素，适时适度使用各种政策工具，保障经济平稳运行。
⑶ 银行降低成本
目前疫情让实体经济运转困难，急需救助。缓解是多方面的，金融方面是降低他们的综合融资成本。
综合融资成本是指企业为获得融资而需要花费的利息、担保费等费用。其中，兴趣是主要的。银行是融资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所以也是盈利的主体。
但近年来，经过几轮降费让利，银行的利润水平本身就在不断下降。
这样的利润水平已经可以用微薄来形容了。虽然银行业整体利润还是很高的，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大不等于强。我们银行规模大，所以即使乘以很小的ROA，总利润还是很大的。但是这个ROA水平真的不强。
这些利润需要覆盖可能的风险、纳税、补充资本、分红(很多大中型银行的股东是政府，银行分红也是财政收入的一部分)。所以银行的利润并不是越低越好，需要维持在合理的水平。
其中，以利润弥补资本有两层含义：一是直接将利润用于留存资本；第二，如果银行盈利能力太差，其股票估值就会太低，股票就卖不出去，所以银行有必要保持合理的盈利水平。
参考号：《银行还有多少让利空间》
这时候如果再盈利，银行的经营就会受到影响，银行就开不下去了，从而影响银行对实体的支持。
而且要盈利。那么，只能从银行的成本端仔细挖掘，看看能省下什么钱。
因为银行太大了，一点点比例也是一大笔钱，所以在计算成本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不放过成本的每一分钱。
一般来说，我们的结论是银行有五大成本：
资本成本：负债的成本。
业务费用：主要指业务和管理费用，包括员工工资、行政办公、业务拓展、折旧摊销等。
风险：主要指信用成本，即银行贷款等资产中的不良资产损失。在会计上，可以用明含橘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来表示(虽然不完全等于当期不良资产损失)。
资本成本：大致等于合理利润。开银行需要资本，如果资本不能合理盈利，就没人会开银行.
税收成本：所得税等。相对固定，一般不分析。
从最近的消息来看，中国的政策当局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来降低这些成本。
一、资本成本
资本或债务的成老皮本分为两个方面：
首先，债务的直接成本。比如存款利率、同业负债、债券发行和其他负债。银行间债务和债激团券的利率一般与货币市场挂钩，因此央行需要降低MLF、OMO等政策工具的利率，以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下降。比如麻烦的是存款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相关性较弱。但是，银行间对存款的争夺非常激烈，存款利率往往很高。这时候就需要存款自律机制，引导银行适度降低存款利率。
二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间接增加了存款成本。以10%的费率为例。银行以5%的利率(每年向储户支付5元存款利息)从100元吸收存款，但只有90元可以使用，其余10元必须存入央行的准备金账户，不能使用。所以实际存款利率就变成了5.56% (=5/90)(这里可以不考虑存款准备金收取一些利息，很低)。因此，法定存款准备金要求提高了实际存款利率。
因此，政策当局可以使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包括降准、降低货币市场利率、引导存款利率下调等。)来降低银行的负债成本。
因此，4月15日有两条新闻。首先，RRR削减：
二是引导存款利率下降：
第二，商务成本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平时让银行节省一些开支.“业务和管理费用”的一半是雇员的工资.连银保监会的领导都知道中国银行业员工工资低，所以.算了，不存在这里了.其他费用可以省下来.但其实他们也攒不了多少。比如科技投资，不投资就被时代抛弃.
银监会国新办新闻发布会答问实录(2021年3月2日)
三。风险成本
资产质量是银行的生命线，所以银行会想尽办法控制资产质量。但所谓风险成本，本质上是银行的不良资产损失，只是在会计上体现为银行当期计提的拨备。
中国银行业经历了2012-2016年的不良资产大周期，之后几年资产质量总体稳定。但中国的银行业一直有“以一个好的来弥补一个道歉”的传统，所以在这些资产质量稳定的年份，很多银行还是会大量计提。其实没有那么多风险，只是在会计上形成了“信用成本”。
现在储备足够了，但实际上，储备可以少一点。几百块钱的拨备覆盖率有点高。
这是4月13日全国例会上说的：
2020年还提到降低中小银行拨备覆盖率。2020年疫情期间，银监会发布《关于阶段性调整中小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阶段性降低拨备覆盖率要求。然而，在财务报告之后，没有一家银行下降.
四。资本成本
资本的本质是银行资本的机会成本。所以在货币宽松的时候，如果整个社会的利率下降，资金成本就会降低。
还有一点就是适度降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国内很多银行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资本充足率，主要是大型银行和部分农村商业银行。出于审慎目的，他们保留更多资本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这个额外资本留存过多，也会闲置。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就像平时囤积粮食一样，只是有一个囤积多少的问题。
如果适度降低资本充足率，也可以节约成本。财务上，银行的股权乘数会上升，ROE也会上升。
好在这些降成本的操作都在一个一个的解决。最后，通过减少对企业的影响
客户的利率或收费，将节省下来的成本让渡给企业，从而实现降低综合融资成本的目标。
本文源自王剑的角度
相关问答：什么是贷款减值准备？
简单说来，贷款减值准备也就是商业银行为抵御贷款风险而提取的用于弥补银行到期不能收回的贷款损失的准备金，就是银行放贷给客户后收不回来的坏账准备。比如，银行贷款给客户3000万，客户拿到这笔钱后，由于环境变化或者经营不善等原因，导致无法按时偿还这笔款项，此时银行就要按照预计能收回的金额与原贷款金额之差计提贷款减值准备。贷款减值准备意义：
1.满足政策要求：这部分资产仍归银行所有，而不是商业银行将实际失去这部分资产的财产权。
2.调节利润：少数银行为完成总行业绩要求，通过增加贷款损失准备，从而使营业支出增加，进而调节利润。实际上“隐藏”了银行的经营利润，对银行经营的实质利润并无任何影响。
相关问答：资产减值准备和发放贷款及贷款减值准备有何不同？
谢谢邀请。
减值准备一般是在资产可能发生损失的情况下计提的。
1. 资产减值准备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概念，资产减值准备的对象可能包括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当然，也可以包括贷款和应收账款。贷款减值准备的对象，只包括贷款。
2. 一般企业涉及到的资产减值准备有存货跌价准备、应收账款减值准备等等，而银行多数都会计提贷款减值准备。
3.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依据和方法是根据资产的性质来的，比如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根据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来计量。要关注的因素是存货是否存在毁损、陈旧过时或者价格下跌。贷款减值准备是银行应根据借款人的还款能力、还款意愿、贷款本息的偿还情况、抵押品的市价、担保人的支持力度和银行内部信贷管理等因素，分析其风险程度和回收的可能性，以判断其是否发生减值。
4. 资产减值准备中，有些是计提之后不可以转回的，比如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贷款减值准备是可以转回的。
以上是财会小童个人观点，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⑷ 降低融资成本主要措施
第一至四部分明确不同融资环节要求。信贷环节，取消部分涉企收费，细化严禁贷存挂钩和严禁强制捆绑销售等现有规定，鼓励银行提前开展信贷审核。助贷环节，要求银行明确自身收费事项，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管理，评估合作机构收费情况。增信环节，要求银行合理引入增信安排，从银行独立承担、企业与银行共同承担、企业独立承担三个角度，对信贷融资相关费用承担主体和方式等提出要求。考核环节，对银行资金定价管理、信用评级和拨备计提等影响融资成本因素提出要求，并要求绩效考核取消不当激励。
第五部分规范与收费相关的内控与监督。要求银行保险机构发挥公司治理作用，完善融资收费管理制度，规范分支机构和员工行为，严格收费系统管理，加强内部审计，充分披露服务信息。
第六部分提出发挥跨部门监督合力，并给予正向激励。包括推动深化产融合作，加强企业和项目白名单管理，完善违规收费举报查处机制；对国有控股机构经营绩效考核给予合理评价；在流动性、资产证券化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等方面予以支持；加强行业自律。同时，对融入低成本资金而套利的企业，严格加以约束。
拓展资料：
1、企业融资能力，指一个企业可能融通资金的水平，是持续获取长期优质资本的能力，也是企业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能多渠道、低成本从国内、国外融资的企业，才是真正的融资赢家
2、指标有: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100% 通常情况下，由于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价值评定和变现能力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考虑风险控制，一般以75%以下为宜，其余25%用来考虑风险缓冲和变现成本。 负债率越高，偿债能力越差。当负债率大于95%，基本上可视为资不抵债。
3、企业当期有效资产 根据资产负债表，分析有效资产主要构成，其中固定资产要注明是否为通用设备及变现难易程度，无形资产(土地、专利权等)注明入帐值、评估值及变现难易程度;
负债情况 根据资产负债表，分析企业负债的主要构成，包括长期负债、流动负债、或有负债。需要说明的是，或有负债与负债在实践中并无多大实际区别 。
企业可控资产 可控资产=有效资产-负债-或有负债 。
⑸ 降低融资成本，央行下调中期借贷便利和逆回购利率
1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下调10个基点，打破2020年4月以来的稳势，同时进行的公开市场7天逆回购利率也是近22个月来首次下调。
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消息，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2022年1月17日人民银行开展7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和1000亿元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
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和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的中标利率均下降10个基点，分别为2.85%和2.1%。
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主要是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通过调节向金融机构中期融资的成本来对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和市场预期产生影响，引导其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实体经济部门提供低成本资金，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⑹ 如何才能可持续地降低融资成本
降低融资成本是近年我国金融政策的重要目标。近期央行实施的LPR改革，目标就是促进贷款利率“两轨合一轨”，提高利率传导效率，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融资成本其实是由多种成本组成的，我们首先需要厘清，金融成本包括哪些成本？简单来说，实体经济的金融成本主要包括接受信贷等金融服务时支付的利息和手续费。同时这些利息和手续费又是金融企业的收入，用来覆盖提供金融服务的多方面支出——主要是涵盖运营成本、资金成本、监管成本、不良资产减计成本，以及股东的合理回报等。
如果只关注降低实体经济的短期金融成本，而不考虑提供金融服务的相关成本变化，反而可能会造成金融服务(如信贷)供给的萎缩，从而造成实体经济金融成本的大幅波动而得不偿失。另外，虽然金融企业的收入相对显性，但很多与信贷服务相关的成本是隐性的，并且具有难以预测、严重后置的特性。
因此，要持续地降低融资成本，我们需要分析金融企业的各项支出。本文通过分析各项主要金融成本，试图寻找可持续的降成本路径。
逐项分析融资成本
第一，运营成本有下降空间，然而并非越低越好。运营成本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成本。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运营成本还有下降的空间。实际上，在这方面，中国金融系统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银行业30%左右的成本收入比远低于欧美银行业50%-60%的水平，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低的。中国的主要银行近年都明显压缩了成本收入比，帮助银行业在息差明显收窄及不良资产减计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保证了一定的盈利及信贷供给能力。当然，考虑金融系统对风控、合规和服务的高要求，成本收入比也不是越低越好。
第二，资金成本也有下降的空间，但也难以大幅压缩。目前存款利率相对于名义GDP增速和资产价格增速是偏低的，因而，虽然央行压低了同业利率，但银行吸收存款的成本还是有一定的上行压力。这会制约资金成本进一步下降。在银行资金成本上行时，如果强行压低贷款利率，会明显压缩银行的盈利及信贷供给能力。信贷供给能力的萎缩会导致实际贷款利率的反弹，从而不能达到持续降低利率的目的。
第三，降低监管成本长期来看得不偿失。在所有金融成本中，最难理解且最易被忽视的就是监管成本。监管成本就像防洪堤，虽然增加了短期投入，但长期来看，能大大降低洪水泛滥——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几率。随着全球杠杆率的逐渐攀升及金融系统的日趋庞大，金融危机的危害性越来越大，监管这道防洪堤也理应随之加大加强。
有观点认为，现有监管标准过于严格，银行为了合规，需要留存较多(多的达70%以上)利润作为资本，以支持新增信贷。但是，现有监管框架是在全球多次金融危机后，充分衡量了金融效率和长期风险而制定的。因此，全面降低监管要求并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直接融资看似可以节省一些监管成本，但其实对制度的要求更高。真正有效的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对信息披露、会计标准和法律法规都有严格要求，以保障投资者利益。另一方面，透明的制度也要求投资者对风险收益有很强的估算和承受能力。在制度不完善、透明度不够高的情况下，资本市场的稳定性不强，投资者期望更高回报率，将导致直接融资的成本可能远大于间接融资。
第四，不良资产减计成本是金融系统中波动最大最难预测的成本。不良资产减计成本往往和市场利率有跷跷板效应。要用市场化的方式降低利率，一般需要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而这也会伴随着信贷标准的降低和后续不良资产减计成本的上升。因此，在信贷规模扩张的情况下，不良资产减计成本是很难降低的。这方面的成本可以拖后，可以转嫁，但无法掩盖。而且，拖后、转嫁会带来负面效果，可能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
第五，合理股东回报是市场化经营的基石。是否可以不分红、降低股东回报以降低融资成本呢？这显然不是最优选项。没有股东回报，就难言商业价值，长期来看，服务质量必定下降，国有行改制上市的初衷和优势也将被颠覆。
利率不是越低越好，低利率的隐性成本不可忽视
当我们努力推动融资成本下降时，还需要认识到，利率水平和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即使是在没有通胀压力的情况下，利率也不是越低越好。
融资难融资贵状况的存在，其实主要问题不在于融资环境，更多是目前企业成本高、盈利难的反映。在优质工业企业的成本中，融资成本占比很低。而各种金融投机炒作需要高杠杆，比实体经济更加需要低利率。金融投机炒作导致财富集中，同时推高资产价格，以及实体经济的生产成本，其实是投机者向生产者变相收税。因此，如果降成本政策不考虑资源分配、收入分配等因素，可能会适得其反，加大金融市场的波动，甚至给实体经济带来损失。
2008年以来，很多企业依靠商业不可持续的金融产品得到了大量低成本融资，从而进行了过度的高杠杆扩张，当此类负债不能再续时，这些企业就被还本付息的压力压垮了。
在金融监管加强之后，银行表外担保、理财期限错配等风险大大减少，我们看到，信用风险溢价和流动性风险溢价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合理水平。但这种风险溢价的回归，却被认为是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表现。
之前的定价发生在监管套利下，是没有计入全部风险成本的定价。虽然监管套利短期内降低了金融成本，但同时也大大加剧了长期金融风险。由于存在监管套利，很多金融业务规避了资本金、流动性管理等方面的监管，其非标资产流动性差、透明度低，这其中存在很大风险，需要银行来管理和承担，这是不合理的。
因此，目前所谓的货币政策传导不畅，在一定程度上是信用风险溢价和流动性风险溢价合理回归。而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畅通，也不能完全以利率水平的高低作为衡量依据。
减少低效信贷投放，控制监管成本
信贷增长需要银行资本金支持，并且需要计提拨备。如果信贷增长过快而效率低，就需要银行消耗大量资本金和拨备成本，这相当于变相增加了对优质企业的有效信贷需求(有能力还本付息的信贷需求)的监管成本。
相应地，如果可以盘活存量信贷而不是扩大信贷规模，就可以避免增加额外的监管成本，整个系统的信贷成本也可以有所降低。
基于这个思路，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控制监管成本，从而降低融资成本。
首先，应该通过市场化的方式，以有效信贷需求拉动信贷增长，而不是通过过多的信贷政策推动信贷增长。这样才能减少低效信贷投放带来的长期信贷成本。
金融政策往往是总量政策，用总量政策满足部分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难免会伴随着一定的代价和风险。如果信贷政策鼓励银行放贷的领域实际上信贷效率低，产生了不良，则需要在后期由经济体系承担和消化。然而，届时金融体系对不良的消化能力可能更低，从而产生更大风险。因此，追求信贷高增长而将风险延后的做法，会导致今后的信贷成本更高。
减少信贷错配可以降低银行消化不良的成本，从而有望实现金融成本的普遍下降。也就是说，有优胜劣汰，才能降低好企业的融资成本。
从政策层面指引金融机构加大力度支持实体经济，可以通过减税，提高企业现金流，它们就能有更好的资质争取到银行信贷。
其次，通过增加金融市场透明度，令防火墙与风险真正匹配。信贷需求如果变得更加合理，对银行资本金消耗小，那么，银行靠盈利补充资本的压力也会减轻。因此，需要坚持严格控制和压缩不合理甚至违规的金融需求。同时，继续加强财政硬约束以增加地方政府和国企债务的透明度。
第三，考虑到监管对资本金和拨备的计提是按资产类型和风险权重而有所不同，那么，通过更合理划归信贷类别，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控制监管成本。例如政府置换债券以及用政府信用发行的债务，风险信用低，不需要拨备，对银行资本金消耗小。而且，从市场角度来看，发行债券的形式也相对更为透明。
第四，立法规范政府和大企业应付账款的账期。当前，政府和大型国企融资利率比中小企业低得比较多。而大型国企由于自身经营效率和资金周转等种种原因，常有拉长应付账款账期的问题存在，使下游中小企业产生资金缺口，并带来进一步的融资需求。如果有更健全的法律制度促使大企业及时支付应付账款，或可帮助中小企业提高融资效率，降低实体经济的综合融资成本。
另外，我国资本市场需要更高的透明度和监管预期，才能使国际和国内投资者对市场更有信心，真正实现与国际接轨，并引入长期稳定资金。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进一步降低甚至去除对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的隐性担保，加强信息披露质量，并加重违规处罚，及时公布政策(税收、环保、补贴)及其执行度，引导市场正确预期。监管部门已经针对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意图重塑市场基本规则和秩序。这些政策将逐渐产生效果。
近期监管部门采用了很多有效方法，以降低长期资金成本，包括加强地方政府的财政性约束、减少低效信贷需求(如限制资本市场加杠杆、票据套利等)、继续加强金融监管(如规范资管产品)，并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和稳定性。这些举措有助于长期可持续地降低金融成本，是合理而且必要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在降低融资成本的过程中防范一些短期行为，例如对贷款增速的数量要求、对贷款利率的价格指导等。这些短期行为可以加快信贷投放，短期内缓解企业的融资难题，但长期来看，则会增加金融风险和信贷成本，其实是不利于持续降低融资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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