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收入降低时怎样养娃最省钱
疫情三年我做了三年全职妈妈，在家带娃不仅没有了自己的那份工资收入，而且前三年孩子的开销真的很大。疫情的影响老公的收入也降了，让我不得不开始规划家庭的理财以防突发情况影响，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我的存钱计划是从去年11月底开始的，初期我的理念是精简生活、减去不必要的开支，达到无痛省钱。当我停止购物、只买必需品后生活费轻松降到了过去的十分之一，现在我已经从单纯节流到有了开源收入。
下面分享下我在家带娃怎样实现消费降级却不改变育儿质量的：
1.饮食方面
减掉不健康的饮食，如外卖、饮料、零食，只买新鲜天然的食材，保证孩子成长的营养需求。
以前买了过多的宝宝零食，米饼、拌饭料、香肠等，其实再健康的无添加的零食也不是完全能放心的，不买这些后我少了育儿焦虑宝宝正餐也吃得更多了，当然也省了不少钱。现在的零食是酸奶、坚果、黄瓜、西红柿、胡萝卜，这些都比所谓的宝宝零食健康实惠多了。
另外减少带孩子去外面吃饭的次数，之前每次上早教课都在外面吃中饭，现在早上出门前提前备好菜溜娃回来几分钟就能做好饭，一个月下来自己做饭买食材的话只要一千多就够了。
❷ 如何降低育儿成本
首先，关爱女性，降低“生育惩罚”。众多实证结果证实，我国存在“生育惩罚”，且这个“惩罚”不轻。每多生育一个孩子，就明显减少就业女性的工作投入时间，降低她们的工资水平。加之，社会上普遍存在爸爸“不作为”的现象，更是增加了就业女性的负担。社会对已生育女性的关怀以情感为主，缺乏实质性的关爱。比如职业场所，企业基于评估自身生产能力的需要，期望探知女性的生育意愿。如今三孩政策落地，预计企业将以各种形式探知在职女性和求职女性的生育意愿。此行为不能完全理解为性别歧视，更多的是企业对未来生产能力的合理预估。如今，呼声最高的三孩配套支持措施是延长女性生育假期、加强女性公平就业权利保障等，但此类型的政策无疑是把生育成本转嫁到企业身上，于事无补。
2016年始，以深圳为首的各地城市陆续提出“积极推动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并不余遗力地建设儿童友好型社区公园。但实际上，当今社会，儿童受到的关爱已经足够多了，家里家外备受关注，而家庭负担最重的“妈妈”却被家里家外忽略了。构建“妇女友好型”社会是提高我国生育意愿的前提和基础，建议从法律法规、政策措施、道德观念、城市建设、社会服务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入探讨，给予婚育女性更多的理解、尊重，以及实质性的奖励。
其次，以释放家庭劳动力为主要手段，降低“育儿成本”。当前，教育、就业、住房任何一座“大山”均可以压垮二胎家庭，尤其是教育支出。因多生一个孩子，从“奔向小康”倒回“解决温饱”，这让许多家庭始料不及。因此，这波“吐槽”中，二胎家庭成为了“主力军”。每增加一个孩子，家庭消费支出随之增加，但是以购买食物支出为主（孩子出生那一刻起，若不放弃工作，就得请老人或保姆帮忙，家庭人口成倍增加），相当于恩格尔系数提高了，简而言之就是“变穷了”，这不利于我国消费结构升级。
中国经济时报开展的《养娃教育成本网络问卷调查》显示，不愿意生孩子的原因中，80.65%为生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太高；56.59%为缺少养育和照顾孩子的时间。生养孩子既花钱又花时间，储蓄和自由双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最大的养育成本是自由，没有工作的自由、没有聚会的自由、没有小口之家独立生活的自由。因为老一辈未获得良好教育的机会，隔代教育取不到预期成果，一座城市里众多家庭的其中一员放下工作呆在家里教养孩子，其中不乏博士生，人们不得不感叹读书竟然是为了养孩子。德国陆续出台《生育保护法》、《联邦养育津贴法》、《联邦父母津贴和父母养育假法》等，每生一个孩子奖励几十万，奖励丰厚，但并未解决生育率低下的根本问题。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如何释放家庭劳动力，让家长可以继续追求自身价值，并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才是三孩政策的实施重点。
最后，再度审视教育制度，降低“育儿风险”。前段时间《小欢喜》、《小舍得》电视剧引起了社会广泛的热议，“鸡娃”“内卷”成为当下最热的词语，这两部电视剧反映了当代教育竞争的激烈程度。“鸡娃”在全国范围内扩散，可能要追溯到《爸爸去哪里》这部综艺节目。该节目让人们发现娃原来有无限的潜能，随之，在网络信息技术的助攻下，各种“鸡娃”方法广泛扩散，部分文章更是主张在低年级时多陪娃。最要命的是，50%的中考升学率越来越明晰，许多娃还处于懵懂时期，就注定上不了高中。中考落榜的娃们一夜开窍，但为时已晚。前车之鉴下，提前教育从中学传递到小学，又从小学传递到学前。而且如今的课本和考试难度让人惊叹不已，提前教育可以为孩子省下宝贵的时间，包括睡眠时间、阅读时间。所以，与其对教育机构进行顶格处罚、查检各校作业数量，还不如重新审视教材和中考升学率的合理性。
“没有高中等于没有未来”，这是家长对现代社会的认知。基于对孩子未来的不可把控性，以及对我国职业教育的不信任，为了降低“育儿风险”，有的家长积极踊跃，有的家长被社会环境裹挟前行，最终导致教育过度竞争，随之而来的是“焦虑”“跳楼”遍布全国。若社会矛盾呈现高度的一致性，这必然是制度使然，相关部门必须重新审视，而不是转移注意力。若中考改革是参考德国的双元制，那首先要让社会充分认识并接受，同时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改革，最后才能落实中考改革。显然，相关部门并未让社会认识到，“蓝领可能比白领吃香”的未来现实，更未提供优质的职业教育，却率先落实了50%的中考升学率。此外，如果中考改革是有根有据，那么提高课本难度的依据又是什么？大语文时代是为了充分贯彻落实国家文化强国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