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滇黔桂石油勘探局的地震勘探
2000年初，滇黔桂石油勘探局物探公司地震257队作为中国石化最先抵达川东北地区的4支物探施工队伍之一，他们将山地高分辨率地震勘探技术带到了川东北地区，他们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管理理念，以“奉献精品，服务甲方”的服务理念全身心地投入到川东北地区天然气勘探事业中。
滇黔桂257队承担的川东北宣汉Ⅲ区（包含普光、黄金、胡家、毛坝等乡镇）的405公里二维地震是4家物探队伍公认的四个区块中施工条件最为艰难的一块“硬骨头”。257队承担了施工任务，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对安全、质量的要求。在施工生产中，一切都以安全、质量为根本，他们在四个多月长的工期中，没有发生一起安全、质量事故。为了提高野外采集的质量，他们想法设法，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不惜以提高施工成本、放慢生产速度为代价。
川东北工区内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有26座，相对高差最大近800米，地形险峻，有悬崖峭壁的山头达300多个。在此要把地震测网放到蜿蜒起伏、崖高沟深的山地，而且要保证所有设备在放炮时都能同步精准地工作，取得如同平原地区一样的效果，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川东北工区山地表层地质结构复杂多变，打井埋置炸药十分困难。这里的深层地质结构复杂，从深层反射回来的地震波传到地面，信号衰减严重。物探队伍把这样的地震采集施工，好比破解“一元多次方程式”，有太多的因素制约着勘探结果，有太多的施工参数需要重新试验，任何一个参数定得不准，整个地震数据采集的质量都会受到影响。
面对困难和挑战，257地震队全体员工在深山丛林中整整奋战了4个多月，用汗水和智慧克服了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了施工任务，成为甲方监督对四个施工队伍中评价最好的一家。257队严格的队伍管理和对质量的精益求精，同时也成为4家施工单位中野外采集质量第一、现处剖面第一、一级品率第一的好成绩。
物探是油气勘探的“先行官”，能否取得高质量的地震资料，是直接关系到勘探能否取得成功的最基础的施工环节。2004年，滇黔桂物探257队、258队承担了川东北通南巴工区高精度山地二维地震野外采集任务。为确保获得高质量的地震资料，他们事事讲科学、处处求实效。在施工前，他们严格按甲方要求，对炮井深度、炸药数量、检波器组合、检波器埋置方式、干扰波等参数进行了严格的试验，以施工参数和方法的最优化为目标，反复进行优选。为确保施工测线和物理点的实际位置与设计相符，采用GPS卫星定位系统，准确定出施工测线和各物理点的点位，并采用全站仪磁卡记录野外第一手资料，排除了人为影响，确保了测量资料的准确、真实、可靠。为优化采集施工参数，经过多次试验，改变了以往的经验参数，采用了最优井深参数和最优药量参数。他们还通过炸药与围岩的耦合作用试验，摸索出了新的施工方法，保证了激发效果。他们针对不同地面情况开展检波器与大地耦合试验，为保证检波器在放每一炮时都能发挥应有的功能，确定了不同地表条件下的不同埋置方法。比如，在正常表土或泥岩地表，挖坑埋置；在砂岩出露的岩石裸露区、城镇水泥地面、公路等区域，采用堆土堆、编织袋装土、电钻打眼等方法埋置；在悬崖绝壁等无法正常埋置的区域，采用贴泥饼、打钎或编织袋装土等办法埋置；在水田区，则把检波器埋置到水下硬底面；在河滩砾石区，则要挖开砾石填土再进行埋置，通过各种方法保证检波器与大地耦合良好。为减少施工所受干扰，确保接收质量，他们在一天内分时段进行试验，分析不同时段影响接收质量的原因，确定每天的最佳施工时间。他们靠严细认真精神摸索出的一整套最佳参数和方法，切实保证了山地高精度二维地震施工质量，滇黔桂物探公司257队、258队面对困难和挑战，全体员工在深山丛林中整整奋战了一年多时间，用汗水和智慧克服了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了通南巴项目的合同任务，地质任务完成率、合同履约率、资料合格率均达到100%，资料优级品率超过合同要求。南方海相勘探区域地处崇山峻岭之中，地下情况复杂多变，高含有毒有害气体；地上道路不通、人烟稀少，时有毒蛇野兽出没，草丛树木间毒蚊虫成群。滇黔桂物探258队从一开始，就面对一场苦战、恶战，尤其需要拼搏奉献的自我牺牲精神。川东北工区地形陡峭，测线穿越20米以上的悬崖多达数千处，交通极为不便。钻机、大线以及全部生活用品的搬迁全靠人挑肩扛。于是，陡峭的山路上连绵的搬迁队伍成了大山中一道独特的风景。该队测量组有一次进行野外测量，用了一个半小时好不容易爬到山上，一名测量队员突然听到身后有动静，扭头一看竟是一头黑熊，全体测量队员撒腿就往山下跑，幸好没有伤亡。其中几名季节工无论如何也不肯再留下来，执意离去，队上的其他职工却很快又投入了紧张的施工。面对十分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滇黔桂石油物探队的干部职工们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为了挖掘出沉睡亿万年的天然气宝藏，他们中有人放弃了舒适的生活，有人牺牲了亲情，有人奉献了最宝贵的青春和汗水！
2. 世界上曾经有过哪些探险家穿越罗布泊
中国西部“百慕大”的诱惑
罗布泊地区东抵北山，西连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南分别以阿尔金山前山带，库姆塔格和库鲁克塔格山为界。狭义的罗布洼地，指罗布泊湖盆及湖水曾漫及的地方，大致位置在东经88°-92°，北纬39°-41°之间。属塔里本盆地构造凹陷区，是塔里木盆地最低处，罗布泊是个封闭的盆地，它的表面主要为第四纪以来的冲积、洪积、湖积和风力堆积物质所覆盖。过去它曾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漂移湖，是塔里木河、孔雀河的归宿。后因塔里木河改道，孔雀河下游断流，湖泊逐渐干涸。
李永生
3. 建立物探专业管理系统
作为地质勘探中的新技术，物探被寄予很高的期望。物探的初步应用，确实显示了它在地质找矿中的重要作用。加强物探队伍建设成为各有关部门领导议事日程上的重要课题，并根据各自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其中建立物探专业管理机构以及开展科研、仪器制造工作都是重要措施。
1.建立专业行政管理机构
地质部是我国建立物探专业行政管理机构最早的部门。1952年地质部宣告成立时，就成立了地球物理探矿和地球化学探矿筹备组。次年，在地质部地矿司正式成立了地球物理探矿室，由顾功叙任主任、周镜涵任副主任。下设野外勘探、实验研究和器材管理等三个组。当年就组织了16个野外分队（作业组），进行铁、铜、铅锌、铬和水等物探调查项目。1954年冬，地球物理探矿室扩大为由地质部直接领导的地球物理探矿处。1955年8月，地质部正式建立了地球物理探矿局，何善远任局长，顾功叙任副局长兼总工程师。1956年初，又按大区建立了物探大队，即北方物探大队（队部在天津）、西方物探大队（队部在兰州）、西南物探大队（队部在重庆）、南方物探大队（队部在长沙）。地质部开始承担全国石油普查任务后，又相继建立了华北、华东和东北石油物探大队。作为当时全国地质工作的综合管理部门的地质部，其物探专业管理机构，不仅对地质系统物探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全国物探工作的发展，如规划、经验交流和技术规程的制定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
石油部门是建立专业物探队最早的部门，其物探队由当时的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直接领导。以后，各地区石油管理局也建立了各自的物探队。1955年7月，石油工业部正式成立后，分散在全国的石油物探队均集中由石油工业部的地质勘探局领导。
冶金部门建立金属矿专业物探队最早。1949年冬，东北工业部地质调查所举办的物探训练班，在1950年5月结束后，其学员就成为东北地质调查所物探室的组成人员；1952年又成为中央重工业部有色局地质处和钢铁局的物探队。随后，中央重工业部化工局、建工局也成立了物探队。1954年重工业部将分散在各局的物探队伍合并，在北京成立了物探总队。重工业部成立地质局后，物探总队归地质局领导。
1954年8月，煤炭部门的地球物理探矿队在北京成立，由当时的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地质勘探局领导。1956年初，煤炭工业部地质局将物探队改建为物探处，原有的一个地震队和电法队分别划归河北和华东煤田地质勘探局。与此同时，各大区煤田地质勘探局成立了各自的物探队。
核工业部门，由于其工作内容的特殊性，开始时称为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其地质勘探工作由直属于国务院第三办公室的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负责，简称普委二办。它于1954年2月成立，立即筹备铀矿物探工作。1955年4月普委二办改称为地质部三局。1956年11月第三机械工业部正式成立，地质部三局划归该部领导。其他，如电力、水利、铁道部门都在此期间相继组建了自己的专业物探队，分别隶属于相应的地质队（处）管理[8]。
由于各部门从一开始就将物探作为一门特殊技术进行管理，我国的物探事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得以较快地健康发展。
队伍的迅速发展，应用的日趋成熟，向物探管理提出了提高效率，与地质勘探更加密切结合的要求；尤其是对一些技术比较成熟、应用效果显着的物探方法，如煤田测井，就显得尤为迫切。当时的煤田勘探钻井取心率较低，单纯依靠岩心来确定煤层厚度和深度很容易发生误差。煤田测井可以有效解决钻孔中煤层的识别和定位问题，明显提高勘探效率和效果。煤炭工业部地质勘探总局于1956年以（56）物常字第773号文规定：“凡属打过的钻孔，必须经过电测检查”。这是我国除石油以外的最为明确的凡钻孔必须进行测井的行政规定。这项决定既肯定了物探的作用，促进了煤田测井工作的发展；同时，也要求测井工作与煤田勘探钻井更紧密结合。所以，从1956年起煤炭系统的测井队实行体制下放，划归勘探队领导。1957年，地质部也决定将各煤田测井队从物探局划归各省地质局管理。
2.建立科研机构，开展学术交流
为了适应物探队伍大发展的需要，各有关部门在物探方法研究方面根据当时条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57年2月15日，地质部物探局正式成立了地球物理探矿研究所。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标以地球物理探矿名称的专业物探方法技术研究机构。冶金、石油部门也建立了物探研究机构，分别隶属于相应的冶金部北京地质研究所和石油部石油科学研究院。这些物探研究机构围绕着野外勘探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研究攻关，为实现基本仪器装备国产化、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物探方法以及施工工艺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开始自主研究和发展新的物探方法技术。地质部物探所开始了激发极化法和井中无线电波法的仪器和方法的系统研究，对我国低纬度斜磁化情况下的磁异常解释进行了研究，并且开始应用数字电子计算机。冶金、地质等部门开始注意对弱磁异常和低缓磁异常进行解释研究，冶金部门在河北邯郸、湖北大冶等地低缓异常区找矿取得成功。我国高精度重力工作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我国大地测绘部门建立了国家第一个重力基点网（57重力基点网），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开始为编制全国磁场图积累资料。
物探事业的蓬勃发展，迫切需要各部门间的经验交流。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主编的《地球物理学报》（1952年重新创刊，半年刊）首先做出了贡献。不久，地质部地球物理探矿局于1956年编辑出版了《物探资料》（内部刊物），接着又于1957年1月创办了由顾功叙主编、地质出版社出版的《地球物理勘探》（双月刊）。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份公开发行的，以技术方法为主的物探专业期刊。同时，冶金部地质局也创办了《地质与勘探》（内部月刊，1958年转为公开发行），其中包括了金属矿物探的论文和报道。这些杂志的出版，以及石油、煤炭、核工业部门的其他有关物探的内部文集，对新中国物探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57年2月5日至9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在北京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报告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当时所有部门从事物探的主要技术干部，在大会交流的学术报告有35篇。大会选举了新的理事会和学报编委会。赵九章为理事长，翁文波为副理事长。这次大会，是我国物探学术交流活动发展的一个新开端。
3.创建工厂，建立仪器制造体系
解决物探仪器的短缺是最为迫切的问题。从原苏联和东欧进口是当时的主要办法。我国陆续从原苏联引进了地震仪、重力仪、电法仪器和测井仪器；从东德进口了大批磁力仪，也引进过地震仪器；从匈牙利则是引进大地电流仪、扭秤和测井仪；从瑞典进口重力仪等。与此同时，各部门也都加强了国产仪器的研制。从1952年起，石油管理总局的地球物理测井仪器修造所（后该所与石油地质局的修造所合并，并发展成为西安石油仪器仪表厂）研究开发包括测井在内的石油物探仪器。1957年，西安石油仪器仪表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子管式的地震勘探仪器（DZ-571型），正式通过鉴定并投入批量生产。1958年，该厂设计制造的多线式全自动测井仪（JD-581型）正式通过鉴定并投入批量生产。该仪器一直是我国测井工作中的主力仪器，前后共生产千余台，并且一直使用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逐步被数字测井站取代。
1954年，地质部在北京建立了地球物理仪器修配间，以后扩大为物探仪器修造所，开始研究制造电法、磁法和测井仪器（以后又扩建成北京地质仪器厂）。同时，在上海接收了景华和新成两个私营仪器小厂，开始生产电位计、电阻率仪及半自动测井仪（该厂以后正式扩建成上海地质仪器厂）。地质部物探所开始研制用于金属矿的轻便高频地震仪和磁带纪录器、△T饱和式航磁仪和坑道无线电波透视仪等。试制成功的402型航磁仪器比原用的苏制АСГМ-25型航磁仪的测量精度由25nT提高到了10nT。
煤炭管理总局和重工业部物探总队也开始了煤田测井和电法仪器的研制工作。核工业系统从1956年起组建仪器设计所，并与上海市合作试制和生产辐射测量仪器。1957年4月，在上海新建上海时代电子仪器厂（后改称为上海电子仪器厂）开始研制和批量生产铀矿普查所用的辐射仪、射气仪、测井仪等，为我国放射性物探仪器的国产化迈出了扎实的第一步[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