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卫生人力资源配置指标有哪些
城市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农村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城市每千人口职业（助理）医师数、农村每千人口职业（助理）医师数、城市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农村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医护比、医师床位比等等
B. 衡量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的四种方法
洛伦兹曲线研究法，基尼系数研究法，泰尔指数研究法，集中指数研究法。
1、洛伦兹曲线研究法，该曲线越接近绝对公平线45*对角线，表示卫在资源的配等越接近于公平，越远当绝对公平线，表示卫生资源配置的哪配腊公平性越差。
2、基尼系数研究法，结果表明省际之间、城乡之间卫生资源分布不均衡，但是差别李滑在逐渐缩小，这些为区域卫生规划和卫生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依据。
3、泰尔指数研究法，这种研究方法的工要任务就是客观体现出不同时间，不同地区的不同之处。
4、集中指数研究法，集中指数绝对值越大，卫生资源向特定人群卖誉集中的程度就越大，卫生资源分配越不公平。
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性是卫生服务公平性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卫生利用公平和公众健康权益公平的基础条件之一，关系到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C. 如何合理使用公共卫生资源
健康是人的可行能力和人类福祉(well-being)的最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具有重要的生命伦理价值。众多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居民的健康水平与其可获得的医疗卫生资源密切相关。因此,如何公平配置公共卫生资源,如何改进政府对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成为当前世界各国政策讨论和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政府的规划、组织和大力投入下,中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比较完整、布局合理的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但是随着经济体制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中国医疗卫生领域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问题变得日益突出,成为当前政府、学界和社会公众所关注的热点。 合理配置公共卫生资源是公共卫生保健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合理享用卫生资源是人民群众健康利益得以维护的基本保证。政府制定公共卫生资源配置政策必须服从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公共卫生资源的分配应坚持公正的分配原则,争取在获得最大利用效率的同时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卫生资源分配主体方面,政府作为公共卫生资源分配和人民群众健康投资的决策者,政府都必须实现其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与实现公平提供公共卫生保健的伦理责任。 公共卫生资源分配不公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与公众生活水平质量产生严重负面后果。公共卫生资源分配不公,首先损害了部分公众的生命健康权;其次,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再次,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 分配公平意味着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实现各个方面的合理比例的卫生投资,以保持正确的公共卫生发展方向,克服社会由于严重的资源分配不公所产生的公共卫生危机。另一方面,公共卫生资源的公平分配还意味着消减社会浪费现象,从而实现合理有效的公共卫生资源供给,促进经济增长、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D. 名词解释：卫生资源
中国目前的卫生资源
中国的卫生资源供给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已经不低了
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的财力、人力和设施资源的供给至少不算低了，同时，各项资源的闲置程度过高。具体来看，有以下五项指标。
（一）卫生财力资源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
如果以全世界人均卫生费用为标尺，2001 年只有30 个富裕国家达标，包括中国在内的160 多个国家的人均卫生费用占有量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西方七国集团的人口合计占全球总人口的11.4%，但消耗了世界卫生总资源的77.0%；美国的人均卫生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0 倍，加拿大人均资源占有量是世界平均的4.5 倍。中国人均卫生费用只有世界平均数的1/10，大约是美国人均费用的1/100。但是，如果以85 个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卫生费用和人均GDP 为参数预测中国的人均卫生总费用，则2002 年中国的实际发生值高于预测值4%（按官方汇率口径计算）或15%（按购买力平价口径计算）。以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指标，也可以看出中国卫生总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经较高了。2001 年中国的卫生总费用占GDP 的5.6%左右，而80 多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大约是5.1%，其中，俄罗斯、巴西、印尼、印度和孟加拉等5 个人口上亿的发展中大国的平均比重也只有5.1%左右。
（二）公共投入基本符合经济和人口条件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和口径，2001 年中国卫生公共投入（包括一般预算投入和社会保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36%左右，只有经合组织平均数的一半，也低于全部中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比重近20 个百分点。但是，目前中国的公共投入份额比较接近经合组织3 个人口较多的成员国（韩国、墨西哥和美国）1990 年代初的水平，也很接近中等收入国家中5 个人口大国（俄罗斯、巴西、印尼、印度和孟加拉）目前的平均水平（38%左右），差距只有2 个百分点。
（三）主要卫生人力资源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
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每千人口的执业医生人数与土耳其、墨西哥和韩国等国家不相上下，都是1.5 个左右，但是，大大高于实行全民医疗保障的泰国，后者每千人口只有0.3 个医生。在卫生技术人员中，只是每千人口的注册护士人数较低。较低的辅助人员配置可能折射出中国卫生工作的重点在执行中的偏差。实际重点放在了医疗上，而忽视了预防保健和康复照料服务的发展，因此，不需要那么多护士。
（四）卫生设施的配置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
与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人均卫生设施（包括医院床位、核磁共振仪和CT）的配置还存在较大差距。但是，中国现行水平已经超过或者接近经济发展水平稍高的国家。据2005 年卫生部的一个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千人口有床位2.5 个，每百万人口有1 台核磁共振仪和5 台CT。中国这些设施的人均配置高于泰国和墨西哥等收入较高的国家。
（五）卫生实体资源的闲置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
按照经合组织成员国医生的平均工作效率计算，目前中国医生有57%的富余，城市街道和农村卫生院的人力资源富余更高。按照七个西方大国的医院床位平均利用率，目前中国的医院床位资源大约闲置或富余10%。与卫生费用控制较好的英国相比，目前中国医院的床位富余在20%左右，城乡卫生院的床位富余也在17%-27%之间。
中国以CT 和核磁共振仪为代表的大型医用设备的实际工作量，不到潜在工作能力的一半。即使不考虑“大检查”等诱导消费因素,设备能力也存在50%-60%的浪费。相反，在加拿大和英国等发达国家，大型医用设备的使用还需要排队。
二、中国卫生供给严重偏离需求的根源在于政府干预不到位如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也存在着未满足医疗需求问题和供求矛盾，但是，中国的问题有其特殊性，问题的根源也不一样。
（一）未满足需求是中国全社会面临的问题，且替代服务更贵
如果以医疗需求为标准，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卫生资源的供需矛盾。不过，在中国，这对矛盾比较突出和特殊。
2001 年，占世界人口4.68%的美国人消耗了世界卫生资源的46.7%，人均卫生费用支出是4873 美元，2002 年上涨到5274 美元；占世界人口0.5%的加拿大也消耗了2.22%的世界卫生资源。美、加两国的卫生资源可谓充足，但是，两国权威部门的联合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在2002/2003 年度，13%的美国人、11%的加拿大人没有享受到必需的卫生服务。可见，不能笼统地将未满足需求作为卫生资源总量供给不足的根据。中国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2003 年近一半的患者没有去医疗机构就诊，医生建议住院而未住院的患者达到三成左右。其中，全部患者的1/3 以上采取自我医疗，自我处治（含药店购药）费用直至高于均次门诊全部费用（含交通费用），全部患者的13%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
中国的有病不医问题有以下特点：第一，未就诊问题是无处不在的，各类人群都受影响。尽管低收入者的未就诊问题比高收入者严重，但是，城市最高收入组的未就诊率也高达45%。并且，医疗条件越发达的地区，未就诊问题越严重。另外，现行医疗保险制度对就诊问题的影响不明显。第二，绝大多数未就诊者倾向于选择自我医疗，而在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自我医疗的平均费用高于门诊服务。第三，中国
的未住院问题也是普遍存在的，不过，医疗条件欠发达地区、低收入者、无保障者的问题更为严重。
（二）资源配置的结构性问题不是中国有病不医的根源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城乡医疗卫生事业总体上已经走出了“缺医少药”的被动局面。在要素构成上，中国财力资源中的公共投入部分稍有不足、人力资源中的护士人数偏低，但是，这两项资源的少许短缺并不能解释中国严重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在布局上，中国卫生资源的城乡分布确实很不均衡，特别是优质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大医院。但是，即使在资源较少较差的农村，卫生院的资源闲置和富余程度也不低于城市医院；即使在医疗资源较多较好的城市，老百姓的就医问题也不轻于农村，大多数未就诊者也是更倾向于选择质次价高的自我医疗。可见，资源配置的结构性问题不能解释中国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三）政府干预不足甚至不当造成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首先来分析“看病难”问题，也就是大医院的人满为患问题。第三次全国卫生调查显示，中国的一部分未满足医疗需求确实是医生试图诱导产生的。比如，41%的未治疗患者自感病轻；20%的未住院者认为没有必要住院。并且，还有一部分医疗需求是由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实践诱导出来的，比如，政府卫生投入主要放在大医院；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医保患者几乎可以无限制地选择医生等等。当然，一些患者的主动医疗需求和行为也存在着不合理的成分。例如为了“预防”心血管疾病，一些老人冬天涌向医院输液。
再来看“看病贵”问题。按照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中，供给过剩必然带来价格的下降和有效需求的增加。但是，在医疗服务市场中，由于供方相对于需方的信息优势，市场无形的手失灵了，供方有形的手（医生手中的笔）可能操纵市场，提供过度服务。因此，在任何国家，即使没有供给过剩，政府的干预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卫生服务机构和个人都有强烈的动机（有创收和自
主支配剩余的权力）、有充分的条件（有大量闲置的床位、设备）、却几乎没有后顾之忧（没有诊疗规范和有效监管）地提供不必要的、不适当的但有高额利润可图的服务。在宏观管理不到位（区域卫生资源规划形同虚设、准入失控、法规不健全）和微观管理不当（授权或默许卫生服务提供者自主处理剩余、监管软弱无力）的情况下，供方滥用职权的可能就变成了现实。过度服务必然导致医疗费用的上升和影响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在医疗服务利用降低的情况下，为了保持收入水平，供方必然加大过度服务的力度。长此以往，越来越多的患者就会失去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信任，尽可能地使用替代性的服务；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医疗服务。结果是小病拖成了大病，治起来更难更贵。
三、中国卫生发展与改革的新思路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设计，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实际上走了一条重点治疗大病，主要发展大医院，向医患双方下放责任，以及弱化供方行为监管和需方预期管理的道路。其后果之一就是“看病难、看病贵”。明晰了这一逻辑框架，下面就可以对症下药了。
（一）适应国情，基本卫生服务应该得到优先发展
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存在着两种思路。第一种认为中国卫生资源总体不足，卫生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建议继续做大做强卫生资源，对外可以增强医药产业的竞争力，对内可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第二种思路承认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卫生资源总量已经不低了，但是认为还存在着公共投入不足和低端服务机构发展滞后等结构性问题，建议增加公共投入，做小做适卫生资源（包
括发展城市基层、农村卫生事业，建立济困医院或济困病房，控制大型医疗机构和大型设备，采用适宜技术，等等）。
按照第一种发展思路，正如1984 年世界银行所预料的那样，中国的卫生系统正在走从西方进口的、高度资本密集型的治疗道路，这样只能满足少数强势群体的医疗需求。在过去的一、两年内，卫生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从做大做强逐步转变到做小做适卫生资源。限于中国的经济和人口条件，适宜技术和基本卫生服务无疑是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长期性选择。因此，对于第二种指导思想，应该坚决
贯彻执行。
（二）在基本卫生服务的提供上，基层机构应该发挥主导地位
在中国现行的卫生系统中，大医院实际上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初级卫生机构的作用有限，而且，不同层次机构间、同级机构间都是竞争关系。现在政府提出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发挥其基础作用。但是，这一提法并没有解决卫生服务的连续性和协调主体问题。从控制费用和满足老百姓多种卫生需求的效果来看，初级卫生机构应该负责搭建卫生系统信息共享的平台，负责组织协调各层次卫生服务的提供，乃至卫生资金的分配和使用。
（三）在基本卫生服务的筹资上，政府应该出资并且购买服务
发展基本卫生服务，面临着两项政策选择。一是新建服务提供机构，还是利用已有的机构和人员；二是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是搭建平台、购买服务还是直接举办。对于第一个问题，有关部门倾向于整合现有的卫生资源，不另起炉灶。这一政策选择是符合中国卫生资源的基本状况的，总体上讲，中国资源配置已经超过经济发展水平，现有资源存在大量闲置和浪费。但是，对于政府职能的定位，卫生部门希望直接举办济困医院或济困病房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重建真正意义上的公立机构，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重建公立机构提供服务，可以弱化服务机构的趋利行为，但是，这一政策选择存在着政府投入巨大、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低下、以及用人唯亲等问题。比较而言，政府购买服务，钱随人走，可以发挥消费者“用脚投票”的权利，可以充分发挥有限政府投入的效用。
（四）在资源配置上的努力只能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最近，卫生部门强调加强卫生资源规划，严格大型医疗机构和大型设备的准入，并且，增加政府投入，大力发展农村卫生和社区卫生事业，以期满足人民群众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需求。从改善中国卫生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这些政策措施无疑都是正确的。发展和改善卫生资源配置的努力，也有助于解决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问题。但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还需要解决“愿意用”问题，即增进老百姓的消费信心和意愿。全国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资料表明，3/4 的不就诊者不愿使用医疗服务；1/5 的未住院者不接受医生的建议，拒绝住院。重建老百姓的信任，需要其他方面的努力。
（五）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更需要规范医疗服务行为
对于医疗服务行为的规制和监管，有关部门一直比较消极。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对医疗服务机构和个人的趋利行为持同情态度，认为政府投入减少导致了不规范行为；二是认为在技术上监管难以实施，在经济上很费钱。在改革和转轨过程中，随着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减少对社会经济领域的直接投入是必然的。另外，与中等收入大国相比，中国现在的卫生公共投入份额也不是太低。因此，对于医疗服务行为不加规范，或者对于违规行为听之任之，或者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处理方式，都是没有道理的。作为公共服务的管理者，即使一分钱不投入，也应该理直气壮地保护公众的就医安全、质量和价格。在技术层面上，监管是没有问题的。劳动社会保障部门在监管医疗机构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有两点。一是将监管对象延伸到医疗服务提供者个人，二是将服务对象从参保者扩
展到全体医疗消费者。在经济上，监管是要花钱的，但是，这是为了医疗服务市场健康运营必须付出的成本。并且，劳动保障部门的经验表明，这个成本也是能够承受的。
（六）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也需要管理消费预期
在医疗服务消费方面，政府的职责主要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需求。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满足每一个公民的全部医疗需求。政府对需求的管理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控制不合理的消费习惯。比如，国人爱吃药的习惯。其次，在基本医疗服务的选择上，要控制消费者的自由度。由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般消费者没有能力直接选择专科医生，只能通过社区医生选择专家。因此，“病人选医生”的政策应该局限在社区医生的范围内。最后，在满足老百姓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时，要注意控制特需服务的发展及其对基本医疗服务的不良影响。尽管中国的卫生资源配置已经超过了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在很多要素的配置上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十分明显。并且，中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很大，消费意愿和能力也会有很大差别。针对少数人的特需服务主要依靠进口的高新技术，购买和使用费用都很高，还可能带来社会心理的不平衡。政府对其发展一定要采取谨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