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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七个基础性资源有哪些

发布时间: 2024-09-12 20:06:10

㈠ 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是什么

(一)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上升期。今年1—3季度,尽管受到非典的冲击,GDP增长率仍然达到了8.5%。预计4季度经济增长率会继续提高,运用月度宏观经济计量分析模型预测,全年GDP增长率可以达到8.6%。这表明从2002年开始,我国GDP增长率已经稳定在8%以上,经济运行正处于新一轮周期的上升期。
(二)支柱行业增势强劲,重化工业化特征日益明显。前三季度,电子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等支柱工业实现快速增长,对整个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7%。重工业增速明显快于轻工业,重工业增加值增长18.4%,轻工业增加值增长13.9%,重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64.37%,比2002年全年水平(60.95%)提高3.42个百分点。1998年以来重工业增长相对于轻工业增长有加速趋势,重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不断提高,今年这一比重的提高幅度更大,说明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一轮重化工业化时期。这一轮重化工业化主要是由工业支柱产业和房地产业快速增长拉动的,与消费结构升级密切相关,具有较强的市场内生机制,将成为未来10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
(三)投资高速增长,消费结构保持升级势头。1—3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5%,增幅提高8.7个百分点。投资高增长,主要受重化工业化趋势和民间投资日趋活跃等因素的山铅拉动。消费增幅受非典影响一度降低,但前三季度累计增长率达到8.6%,同比仅下降0.1个百分点,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增长水平,可以认为消费继续保持了较高水平的稳定增长。尽管有非典冲击,但消费结构升级态势比较明显,1—3季度,建筑及装璜材料类零售额同比增长46.6%,汽车类零售额同比增长77.5%,通信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长74%,住、行等方面新的消费热点持续升温。
(四)对外贸易增势强劲,贸易摩擦存在隐忧。1—3季度,出口同比增长32.2%,增幅提高12.9个百分点,持续保持高增长态势。进口同比增长40.5%,加快23.3个百分点,因此贸易顺差比上年同期减少(净出口91亿美元,同比减少109亿美元)。分国别和地区看,对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的出口顺差持续增加;而对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出口逆差则持续扩大。由于美欧是我国主要出口市场,顺差扩大势必加剧贸易摩擦,我国面临的反倾销压力不断加大。近年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对美欧出口的一些产品陆续转移到中国大陆设厂,是我国对美欧顺差扩大的重要原因。
(五)总量矛盾缓解,某些能源、原材料供应出现缺口。随着国内市场活跃和出口增长加快,我国总需求不足的矛盾逐步缓解。物价指数由负转正,1—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提高0.7%;生产资料价格上升4.5%,但逐季度回稳(分别为4.6%、4.7%、4%)。电力、煤炭、钢铁、石化、有逗碧好色金属等产品供给出现缺慧山口,不少省市被迫限制用电,一些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多。目前这些产品的供给正在迅速增加,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态势已经趋缓。总体看,物价仍然保持在低水平,需求约束普遍存在,大多数产品的市场竞争仍比较激烈。
(六)粮食产量持续下降,供求关系并未逆转。据有关统计,今年粮食产量可能低于9000亿斤,也低于全年的粮食需求量。在连续几年的减产以后,当前市场粮价出现恢复性提高,但是预计粮价以及食品价格不会长时间、大幅度上涨。一是因为库存水平较高,到2003年底粮食库存仍将保持在4000亿斤以上,比正常水平(近年来估计为3000亿斤左右)高出较多;二是粮食生产能力较大,在市场需求拉动下,粮食供给会增长较快,抑制粮价上涨。近期内粮食供给不会出现紧缺,但粮食问题事关经济全局,需密切关注,高度重视。一方面要严格保护耕地,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另一方面,要巩固和发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果,处理好粮食生产与其他经济作物生产的关系;同时,不要过激反应,造成粮价的大起大落。
(七)货币供应和信贷投放持续高增长,外汇储备大量增加。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20.7%;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较年初增加了2.47万亿元,同比多增1.12万亿元。外汇储备达到3839亿美元,较年初增加975亿美元,同比多增562亿美元。从贷款投放的结构看,经济内在扩张带动的需求增加依然是货币信贷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虽然存款准备金比率提高,但其紧缩性影响需要逐步释放,加之经济升温的惯性作用,货币信贷快速扩张的态势还会维持一段时间。同时,货币市场利率的上升将有助于逐步约束金融机构贷款投放进度。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资本项目顺差较大,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仍是主要来源,也有“热钱”加快流入的影响。
分 析 预 测
当前我国经济仍有一定上升空间,世界经济将保持温和复苏态势。预计2004年我国经济将在较高水平上继续稳定增长。
(一)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回升期,从国内外条件看,仍有一定上升空间。
在近年来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我国经济已经摆脱了持续回落的状态,进入了全面回升的阶段。主要表现是:以改善住、行条件为代表的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开始启动;由消费升级带动的高成长产业成为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自主发展能力增强;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民间投资正在加速启动,市场化的投融资活动相当活跃,市场导向的产业集聚效应日趋明显。这种由市场主导的、以消费升级和企业自主投资为基础的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
从今年宏观经济的几个主要方面看,经济增长率比上年提高,国内需求迅速扩大,总量矛盾基本缓解;主要商品的供求格局基本平衡,物价总水平较低且相对稳定;进口增长快于出口增长,外商直接投资继续快速流入,外部资源供给比较充裕,国际收支状况良好。总体看,经济稳定回升并未出现全局性经济“过热”,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基本健康。但是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特别是电力、钢材供给缺口较大,造成部分资源性产品供给不足。一些地方正在大上电力设备、钢铁加工等项目,如果不正确引导,有可能造成这些行业的盲目扩张和产能过剩。另外,从源头上看,对一些地方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的问题,亦应高度重视,积极引导,规范发展。既维护经济增长的上升势头,又防止局部问题影响全局。
未来经济增长仍有较大潜力。我国银行存差仍然较大,外汇储备雄厚,资金供给比较宽裕;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人工低成本优势将长期保持;技术供给也不存在明显约束。现有要素供给条件,有利于扩大市场对产品供给的调节空间。同时,我国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城镇储蓄水平持续提高,收入和支出预期趋好,消费环境和消费政策逐步完善,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持续推进,消费需求有望保持较高水平的稳定增长,潜力很大。在消费升级拉动下,产业升级步伐将相应加快,并将带动投资持续较快增长。这些条件将使我国经济上升的态势得到保持。
(二)世界经济复苏前景趋好。
今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日本经济复苏的势头均超过预期,因此,各方进一步看好今年下半年及2004年世界经济复苏的前景。世界银行预测,明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可望提高到3%,其中发达国家将升到2.5%,美国、日本、欧元区将分别达到3.4%、1.3%和1.7%;发展中国家增长率将升为4.9%。IMF预测明年全球增长4.1%,其中美国为3.9%,日本为1.4%。总体看,世界经济将保持温和复苏的态势,但仍存在不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性的通货紧缩并未缓解,贸易保护有增无减,针对中国外贸外汇政策的外部压力较大,我国的外贸环境趋于严峻。
(三)对明年经济走势的初步分析预测。
综合国内外条件,预计2004年我国经济将在较高水平上继续稳定增长。从三大需求看,在非典之类疫情不大规模发生的情况下,受消费结构升级的推动,消费增长率预计将恢复到9%以上,高于今年水平;在货币政策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受产业升级的推动,投资将继续较快增长,预计将稳定在今年的增长水平,即30%左右;由于外贸环境趋于严峻、出口退税率下调和出口基数较大等原因,预计明年出口增长率将回落到10%左右,受国内市场升温的拉动,进口将继续高增长,增幅超过出口,贸易顺差将继续减少。综合定性分析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预测结果,明年GDP增长率可望达到8.5%。
主 要 问 题
出现新的结构性矛盾;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市场化程度偏低;就业形势仍然严峻;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突出。
(一)新的结构性矛盾有所显露。随着经济回升和重化工业化的启动,各个生产行业间的供求关系发生较大变化,出现新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是电力和钢材等部分原材料供应出现紧张,同时很多领域的产能过剩仍然存在。从电力、钢材等方面情况看,市场对生产的调节相当灵敏。今年以来电力、钢材和有关原材料的投资项目增加很多,发电设备产量增幅超过70%,预计这些产品的供给紧张状况不会持续很久。随着电站建设的加快和煤炭需求的增加,运输也可能出现紧张局面。在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和建设方面,应注意吸取电力的教训,避免陷于被动。对于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也要通过市场机制促进调整,不要轻易运用行政手段限制供给增长(例如1994年以后限制电站建设),否则会加剧以后的结构性矛盾。一些领域“重复建设”的症结,在于行政干预和行政主导的投资扩张,应当对症下药,用市场手段促进竞争,尽可能少用行政手段。
(二)投融资体制与经济市场化的矛盾比较突出。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市场化程度偏低。投资活动中的行政审批仍然过繁,政府介入过多,竞争性行业的行政管理门槛过高。融资活动过于依赖政府信用,过于依赖投资项目的行政审批,市场风险往往转化为行政干预下无人负责的更大风险。现在国有商业银行的新增贷款中,很大一部分是有政府背景或以政府信用担保的长期贷款。这类贷款行为缺乏风险约束,容易推动信贷过度膨胀,形成金融风险和财政的隐性债务。现行投融资体制与市场主导的新一轮经济增长产生了越来越突出的矛盾:一方面限制了民间投资主体的投融资活动,限制了充分竞争,削弱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另一方面助长了行政权力对投融资活动的干预,使得行政主导型的重复建设难以根治。如果不尽快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损害此次经济回升的积极效果。
(三)就业稳定性下降,就业形势仍然严峻。随经济升温,城镇总体就业情况逐步好转,绝大部分地区就业都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值得指出,这轮经济增长以重化工业为主,吸收劳动力的能力相对较低。在就业总量增长中,正规就业增长较慢,新增就业主要是非正规就业。正规就业主要是指在正规部门工作并且形成了稳定劳动关系的就业;非正规就业既包括诸如个体、自雇佣等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也包括在正式部门的非正式雇佣。与正规就业相比,非正规就业的稳定性差,特别是非正规就业人员一般难以进入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一些基本权益也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增加了这部分人群未来生活的不稳定性。此外,大量人员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对于社会管理的挑战也很大。如果以是否参加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为尺度,我国目前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总量已经超过正规就业人员。在市场化改革和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的进程中,非正规就业将成为越来越普遍的就业形式,对缓解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对非正规就业存在的或可能引发的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以及劳资关系矛盾等,应予以足够重视,并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矛盾协调机制。
(四)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突出。2003年农民增收面临新的困难,由于非典疫情的影响,今年第2季度有大约10%的农民因非典返乡,据调查其中有17%今年不准备再外出。此外,非典发生后,乡镇企业外贸出口订单减少,产品因运输不畅造成积压,农民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增幅下滑。促使农产品价格明显上升的因素尚未产生,部分地区的畜产品和水果蔬菜或销售不畅,或出口受阻,价格普遍下跌,农民务农收入增长也不会乐观。完成全年农民增收4%的预期目标面临的难度较大。
当前的经济回升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应当倍加珍惜,继续强化市场择优汰劣的作用,防止各种非市场因素加大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和风险。在宏观经济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前提下,适当弱化政府刺激经济总量扩张的力度,强化结构性的政策引导。经济回升时期也是加快改革的有利时机,要抓住这一机遇,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加快改革步伐,以改革促发展,通过完善新体制和新机制,克服非市场因素对经济的扰动,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一)经济发展的目标应从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转向追求经济的稳定、协调、有序、安全发展
在经济全面回升的条件下,应当淡化速度指标,把宏观调节的主要目标转向控制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加强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总体规划、信息服务和政策引导;规范市场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建议2004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定在7%,引导各级政府将注意力转向经济发展的稳定、协调、有序、安全方面,防止各级政府层层加码,盲目攀比速度。
(二)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扩大投资转向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在需求不足明显缓解的新形势下,财政政策的重点应当相应调整。一是继续减少国债发行规模,建设国债的使用和新开工项目可适当后移,增大结转量。同时,应严格筛选新开工国债项目,着重优化国债资金的投向。二是增加对城乡公共卫生、公共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入,同时加快相关领域的改革步伐,完善财政支持的机制和制度,防止财政投入的效果降低。强化中央和省级财政支持农村基础教育的职责,完善中央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制度,增强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共卫生事业的支持。三是继续保持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支持,增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节力度。四是统筹考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注意充实社保基金,弥补历史欠账。五是针对非正规就业大幅度增长的特点,认真研究并合理解决这类人员的养老、医疗等保障问题,确保其基本权益及生活安全,以促进就业容量增加,稳定就业队伍。
(三)宏观经济调节手段应从主要依靠财政政策转向主要依靠货币政策
在弱化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调整财政政策着力点的同时,应加大货币政策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搞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和相互配合。基于对当前经济总体尚未过热、但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判断,应当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维持宽松的货币环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的稳定增长,总量方面可合理预调、微调,同时注意加强信贷政策的结构性调节功能。切实加强金融监管,关注和调节资本市场的波动变化,加快处理不良资产。积极发展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渠道。在保证币值稳定的前提下,维护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好势头。
(四)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提高市场配置资源能力
投融资体制是当前制约市场配置资源能力提高的体制瓶颈,对此次经济回升扰动极大。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尽快落实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各项部署。应该强调“管住政府、放开市场、吸引民间资本、加强风险约束”,让民间投资主体发挥主要作用。政府投资要严格限定在公共产品领域,并引入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加强审计、舆论等方面的公共监督。减少投资审批程序,放宽产业准入限制,扩大民间投资的准入范围,即使是公共产品领域,也要尽可能吸引各类民间资本参与投资。积极发展适应中小企业需要的金融机构、资本市场、信贷担保体系和投资服务机构。以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为目标,推行农村金融体制的整体改革。尽快完善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鼓励民间投资的财税金融政策,充分调动社会蕴藏的创业积极性。
(五)进一步增强鼓励消费增长的政策力度
当前经济回升的根本拉动力量是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因此,扩大内需的重点应从投资转向消费。政府在促进消费增长方面的工作重点可考虑:一是进一步拓展消费领域,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清理限制性的消费政策,大力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活动;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增强居民的安全感,改善居民的支出预期;三是促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稳定增长,特别是加大对农民减负增收的支持力度;四是继续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信心。
(六)积极化解外经贸困难,进一步发展开放型经济
明年发展外经贸的困难加大,需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重点可考虑:积极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努力争取一个较好的国际经贸环境;遵循世贸组织规则,合理运用有关机制,妥善解决贸易磨擦,规范出口秩序,积极扩大出口。在利用外资方面,应加强对外资结构和投向的引导,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管理制度、市场开放、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环境。
在开放型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贸易顺差减少或出现一定逆差是难免的。我国外汇储备很大,有一定贸易逆差也不必过于担忧。国内需求升温可以基本弥补贸易顺差减小带来的需求缺口,对经济回升的总体态势不会产生明显冲击。今后应当努力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不必追求过大的贸易顺差,这样也有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七)加强对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把年度工作与中长期发展规划衔接起来
当前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进程全面加快,面对这一新的形势,政府在粮食、石油、水等战略性资源供给、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长远发展规划、城市发展规划、国土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应该加大工作力度,增强科学性和预见性。建议结合“十一五”计划制定,组织各方面力量,加快完成这些方面的研究和规划工作,提交人代会审议确定,防止随意更改。此外应结合国防建设的要求,加大基础性研究和核心技术的开发力度,为我国产业升级奠定坚实基础。

㈡ 当代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是什么

从宏观来看,近代中国国情有三个:社会性质,主要矛盾,根本任务。

1、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使得中国不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而成孝扮为半殖民地国家;西方列强的资本主义经济入侵,使得中国不再是一个完全封建的国家,而成为半封建国家。

2、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半殖民地社会决定有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半封建社会决定有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2)中国七个基础性资源有哪些扩展阅读:

国情可以具体分为七个方面:

一、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国土面积、地质、地貌、地形、气候、矿立、生物、水、光、热资源等。

二、科技教育状况:科技队伍,科研水平、体制,教育的规模、结构、水平等。

三、缓睁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实力、经济体制、生产关系、生产力布局、对外经济关系等。

四、政治状况:阶级和社会阶层的划分,政党和政治团体间的关系、政治体制、政治制度、民主与法制建设等。

五、社会状况:人口、民族、家庭、婚姻、社会犯罪及其相巧哪灶应对策等。

六、文化传统:价值取向、伦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艺术观念及民族传统和风俗习惯等。

七、国际环境和国际关系。

㈢ 综合国力最重要的构成要素是什么它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最佳答案 - 由提问者2006-12-11 05:10:28选出
人文地理学家拉采尔(F·Ratzel)1897年在《政治地理学》专着中首创国力分类的理论,他根据面积大小和人口多少将国家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汉斯·摩根索认为构成国力的要素有地理、自然资源、工业能力、军事准备、人口、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外交质量和政府质量等九项。克莱因则主张一个国家的国力由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目标和国家战略等五个主要要素构成。日本综合研究所的综合国力测算中包括的因素有: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实力、金融实力、财政实力、对外活动的积极性,在国际社会中的活动能力、地理、人口、资源、防卫实力、国民意志、友好同盟关系、军事实力、战略物资和技术、外交能力等,主要强调经济实力和对外关系两因素。美国哈佛大学小约瑟夫·S·奈教授则认为综合国力由硬实力和软实力两种形态构成,硬实力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软实力分为国家凝聚力、文化被普遍接受的程度和参与国家机构的程度等。1972年科尔(J.P. Coll)在《世界国情地理》中提出以面积、人口、钢产量、能源产量、生产总值、军事力量等6个变量划分国力。以上是外国学者或机构具有代表性且对综合国力研究有较大影响的几种看法。
中国学者对综合国力构成要素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吴春秋认为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有:自然力、人力、经济力、教育力、国防力、政治力等。李天然则认为综合国力要素包括基础实力,指地理位置、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资源、民族凝聚力、防御实力、经济实力、外交实力等。陈崇北等则认为包括国家的基本面积、人口、经济力量、科学技术、国防能力、政治、精神力量、对外关系力量等。黄硕风认为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主要指地理环境,包括领土、领海、领空、人口数量和质量、资源、经济力量、科技力量、国民凝聚力、社会发展能力、经济发展能力、科技发展能力、文化发展能力、国防发展能力、外交活动能力等。

在考虑综合国力构成要素时,要正确区分要素与实力的关系;其次,物质要素作为构成综合国力的基本实体,具有可直接计量性;精神要素作为协调性因素,对基本实体的有机结合具有重要作用,它具有不可直接计量性。从系统科学的观点看,结构性因素是决定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综合国力不但取决于物质要素的大小,精神要素协调的好坏,还取决于物质要素之间、物质要素与精神要素之间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构成是否合理。

1.经济力

经济力包括资源力、对内经济活动力和对外经济活动力。资源力: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两个方面。对内经济活动力: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经济建设和整体经济发展的能力,包括经济发达程度、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速度、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生产力布局等。经济活动力是综合国力的基石和核心部分。对外经济活动力反映一国经济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在国际间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的能力。在国际政治实践中,经济实力强弱不仅制约着国家的工农业生产能力和对外贸易水平,而且直接制约着其军事力量的发展和规模,同时还影响着国民的教育程度与基本素质以及国家政治的稳定等构成综合国力的其他要素。

2.科技力

科技力反映的是一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及其对其他方面的影响和贡献情况,是未来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主要动力。历次科技革命的结果表明,科技革命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改变国家综合国力的对比关系,促进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变化。

3.军事力

军事力是指保卫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防御能力,它是一种以“威慑力量”存在的国力。包括军队的数量、组成、训练、装备、活动能力、军工生产和后备力量等。军事力量也是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全部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总和。两军较量既是物质较量,又是精神的较量,军事力量突出地反映在军事威慑和军备竞赛两方面。军事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关系到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关系到国家主权的独立与和平建设的外部环境保障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是国防建设最基本的外部环境和物质条件,深刻影响着国防潜力的积聚、国防发展可持续性的获得和国防职能的发挥。

4.社会发展程度

社会发展程度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社会发达水平和发展能力,包括社会保障的发达程度法律的完善程度、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的发达程度、人们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平和保健程度等等。

5.政府调控能力

政府调控能力是指一个国家对宏观经济的驾驭能力和驾驭技巧,包括经济调控、行政调控和法制法规的调控能力。在一定的科学技术和物质设施条件下,综合国力强弱将主要取决于对各要素的组织与协调,即政府的管理质量。

6.外交力

外交力是指一个国家在对外活动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主要表现为在国际事务和外交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根据本国的实力和国情,同时根据对国际形式的判断和掌握,灵活地运用外交策略,不仅可以提高国家的国际影响和国际地位,为国家建设与发展创造安全、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且还可以促进和保障比较畅通的对外贸易,进而促进综合国力构成要素中短缺因素的改善和各方面的协调。

有学者指出,目前现有的关于综合国力计算方法的观点有一种相同的思路,即对综合国力仍缺乏实质性的揭示,不能给人以比较明确的答案。这种关于综合国力的研究或考察似乎是学者们想象力的竞赛,好像谁的想象力丰富,谁罗列的因素多,谁就对理论提供了新发展。新贡献,并成了最后的赢家。这种考察是一种简单的加法,全面倒是越来越全面,但不够简明,重点不够突出,也不成系统,看不到力量(综合国力)的源泉和实质,名曰“系统”、“综合”,实际上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或罗列。如此综合等于没有综合。如果对综合国力的各方面因素过分细化或罗列过细。过多,反而会给人以摸不着头脑之感。出现研究方法的缺陷,不是缺乏具体的方法,也不是没有引入科学的方法;而是对该领域基本问题的判断有问题,因而造成没能抓住研究要点的局面。比如,什么才是综合国力的关键,应该从哪个角度综合,这是所谓的科学方法解决不了的。而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又是学术研究的最基本出发点。没有基本出发点,或基本出发点错了,一切方法都没用。仅仅靠数学公式的建立无助于加深人们对综合国力本质的认识。可以说,找准这些基本问题或基本出发点的眼界。视角或能力才是最关键的最重要的方法。因而,这里所谓的方法主要指一些理论要点的提出。因为在这一领域基本的理论要点还没有完全提出,这导致综合国力理论的基本框架显得支离破综合国力的理论要点及理论体系建立的基础。就目前研究的状况来看,中外学者对综合国力构成要素的认识虽有差别,但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大部分构成要素亦是相同的。总的来说,其共同点是把综合国力构成要素分为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两部分,具体涵盖一个国家的地理、资源、人口、经济、军事、科技、政治组织以及民族精神与凝聚力等因素。但如果过分拘泥于此,不但无助于“综合”,反而将原本呈有机整体的综合国力毫无道理地肢解得七零八落,让人难以对其实质进行把握。这种划分容易造成各项要素划分、归类的不合理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混乱。当然,对于综合国力各项要素及其关系的认识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也存在着理论上的缺陷。总的看来,目前理论界对于综合国力缺乏系统认识,或者说没有将综合国力纳入一个合理、有机的系统。因而,对于综合国力的基本因素及其关系要重新认识,要用真正的系统论来把握,认清主要的理论要点,理顺关系,综合国力才能呈现为一个有机、合理的系统,而合理的学术理论体系也就顺理成章地得以建立。

实际上,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综合国力本身绝非各种因素或各方力量——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简单相加,对国力的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的区分或“虚”与“实”的区分也越来越困难。最重要的是,综合国力已不足以用简单的、看得见的形式表现出来。知识、智慧、科技的因素已使原来表现简单的人力、物力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现在,要说哪一方面的因素决定国力或代表国力的一切恐怕都难以成立。任何一种重要因素都不能说具有压倒优势。而且,各个要素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甚至变得难以分割。可以讲,综合国力的各种要素盘根错节,浑然一体,难以严格地加以区分。(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