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名词解释：卫生资源
中国目前的卫生资源
中国的卫生资源供给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已经不低了
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的财力、人力和设施资源的供给至少不算低了，同时，各项资源的闲置程度过高。具体来看，有以下五项指标。
（一）卫生财力资源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
如果以全世界人均卫生费用为标尺，2001 年只有30 个富裕国家达标，包括中国在内的160 多个国家的人均卫生费用占有量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西方七国集团的人口合计占全球总人口的11.4%，但消耗了世界卫生总资源的77.0%；美国的人均卫生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0 倍，加拿大人均资源占有量是世界平均的4.5 倍。中国人均卫生费用只有世界平均数的1/10，大约是美国人均费用的1/100。但是，如果以85 个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卫生费用和人均GDP 为参数预测中国的人均卫生总费用，则2002 年中国的实际发生值高于预测值4%（按官方汇率口径计算）或15%（按购买力平价口径计算）。以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指标，也可以看出中国卫生总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经较高了。2001 年中国的卫生总费用占GDP 的5.6%左右，而80 多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大约是5.1%，其中，俄罗斯、巴西、印尼、印度和孟加拉等5 个人口上亿的发展中大国的平均比重也只有5.1%左右。
（二）公共投入基本符合经济和人口条件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和口径，2001 年中国卫生公共投入（包括一般预算投入和社会保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36%左右，只有经合组织平均数的一半，也低于全部中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比重近20 个百分点。但是，目前中国的公共投入份额比较接近经合组织3 个人口较多的成员国（韩国、墨西哥和美国）1990 年代初的水平，也很接近中等收入国家中5 个人口大国（俄罗斯、巴西、印尼、印度和孟加拉）目前的平均水平（38%左右），差距只有2 个百分点。
（三）主要卫生人力资源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
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每千人口的执业医生人数与土耳其、墨西哥和韩国等国家不相上下，都是1.5 个左右，但是，大大高于实行全民医疗保障的泰国，后者每千人口只有0.3 个医生。在卫生技术人员中，只是每千人口的注册护士人数较低。较低的辅助人员配置可能折射出中国卫生工作的重点在执行中的偏差。实际重点放在了医疗上，而忽视了预防保健和康复照料服务的发展，因此，不需要那么多护士。
（四）卫生设施的配置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
与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人均卫生设施（包括医院床位、核磁共振仪和CT）的配置还存在较大差距。但是，中国现行水平已经超过或者接近经济发展水平稍高的国家。据2005 年卫生部的一个不完全统计，中国每千人口有床位2.5 个，每百万人口有1 台核磁共振仪和5 台CT。中国这些设施的人均配置高于泰国和墨西哥等收入较高的国家。
（五）卫生实体资源的闲置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称
按照经合组织成员国医生的平均工作效率计算，目前中国医生有57%的富余，城市街道和农村卫生院的人力资源富余更高。按照七个西方大国的医院床位平均利用率，目前中国的医院床位资源大约闲置或富余10%。与卫生费用控制较好的英国相比，目前中国医院的床位富余在20%左右，城乡卫生院的床位富余也在17%-27%之间。
中国以CT 和核磁共振仪为代表的大型医用设备的实际工作量，不到潜在工作能力的一半。即使不考虑“大检查”等诱导消费因素,设备能力也存在50%-60%的浪费。相反，在加拿大和英国等发达国家，大型医用设备的使用还需要排队。
二、中国卫生供给严重偏离需求的根源在于政府干预不到位如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也存在着未满足医疗需求问题和供求矛盾，但是，中国的问题有其特殊性，问题的根源也不一样。
（一）未满足需求是中国全社会面临的问题，且替代服务更贵
如果以医疗需求为标准，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卫生资源的供需矛盾。不过，在中国，这对矛盾比较突出和特殊。
2001 年，占世界人口4.68%的美国人消耗了世界卫生资源的46.7%，人均卫生费用支出是4873 美元，2002 年上涨到5274 美元；占世界人口0.5%的加拿大也消耗了2.22%的世界卫生资源。美、加两国的卫生资源可谓充足，但是，两国权威部门的联合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在2002/2003 年度，13%的美国人、11%的加拿大人没有享受到必需的卫生服务。可见，不能笼统地将未满足需求作为卫生资源总量供给不足的根据。中国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2003 年近一半的患者没有去医疗机构就诊，医生建议住院而未住院的患者达到三成左右。其中，全部患者的1/3 以上采取自我医疗，自我处治（含药店购药）费用直至高于均次门诊全部费用（含交通费用），全部患者的13%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
中国的有病不医问题有以下特点：第一，未就诊问题是无处不在的，各类人群都受影响。尽管低收入者的未就诊问题比高收入者严重，但是，城市最高收入组的未就诊率也高达45%。并且，医疗条件越发达的地区，未就诊问题越严重。另外，现行医疗保险制度对就诊问题的影响不明显。第二，绝大多数未就诊者倾向于选择自我医疗，而在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自我医疗的平均费用高于门诊服务。第三，中国
的未住院问题也是普遍存在的，不过，医疗条件欠发达地区、低收入者、无保障者的问题更为严重。
（二）资源配置的结构性问题不是中国有病不医的根源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城乡医疗卫生事业总体上已经走出了“缺医少药”的被动局面。在要素构成上，中国财力资源中的公共投入部分稍有不足、人力资源中的护士人数偏低，但是，这两项资源的少许短缺并不能解释中国严重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在布局上，中国卫生资源的城乡分布确实很不均衡，特别是优质资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大医院。但是，即使在资源较少较差的农村，卫生院的资源闲置和富余程度也不低于城市医院；即使在医疗资源较多较好的城市，老百姓的就医问题也不轻于农村，大多数未就诊者也是更倾向于选择质次价高的自我医疗。可见，资源配置的结构性问题不能解释中国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三）政府干预不足甚至不当造成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首先来分析“看病难”问题，也就是大医院的人满为患问题。第三次全国卫生调查显示，中国的一部分未满足医疗需求确实是医生试图诱导产生的。比如，41%的未治疗患者自感病轻；20%的未住院者认为没有必要住院。并且，还有一部分医疗需求是由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实践诱导出来的，比如，政府卫生投入主要放在大医院；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医保患者几乎可以无限制地选择医生等等。当然，一些患者的主动医疗需求和行为也存在着不合理的成分。例如为了“预防”心血管疾病，一些老人冬天涌向医院输液。
再来看“看病贵”问题。按照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在一个有效率的市场中，供给过剩必然带来价格的下降和有效需求的增加。但是，在医疗服务市场中，由于供方相对于需方的信息优势，市场无形的手失灵了，供方有形的手（医生手中的笔）可能操纵市场，提供过度服务。因此，在任何国家，即使没有供给过剩，政府的干预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卫生服务机构和个人都有强烈的动机（有创收和自
主支配剩余的权力）、有充分的条件（有大量闲置的床位、设备）、却几乎没有后顾之忧（没有诊疗规范和有效监管）地提供不必要的、不适当的但有高额利润可图的服务。在宏观管理不到位（区域卫生资源规划形同虚设、准入失控、法规不健全）和微观管理不当（授权或默许卫生服务提供者自主处理剩余、监管软弱无力）的情况下，供方滥用职权的可能就变成了现实。过度服务必然导致医疗费用的上升和影响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在医疗服务利用降低的情况下，为了保持收入水平，供方必然加大过度服务的力度。长此以往，越来越多的患者就会失去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信任，尽可能地使用替代性的服务；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医疗服务。结果是小病拖成了大病，治起来更难更贵。
三、中国卫生发展与改革的新思路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设计，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实际上走了一条重点治疗大病，主要发展大医院，向医患双方下放责任，以及弱化供方行为监管和需方预期管理的道路。其后果之一就是“看病难、看病贵”。明晰了这一逻辑框架，下面就可以对症下药了。
（一）适应国情，基本卫生服务应该得到优先发展
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存在着两种思路。第一种认为中国卫生资源总体不足，卫生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建议继续做大做强卫生资源，对外可以增强医药产业的竞争力，对内可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第二种思路承认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卫生资源总量已经不低了，但是认为还存在着公共投入不足和低端服务机构发展滞后等结构性问题，建议增加公共投入，做小做适卫生资源（包
括发展城市基层、农村卫生事业，建立济困医院或济困病房，控制大型医疗机构和大型设备，采用适宜技术，等等）。
按照第一种发展思路，正如1984 年世界银行所预料的那样，中国的卫生系统正在走从西方进口的、高度资本密集型的治疗道路，这样只能满足少数强势群体的医疗需求。在过去的一、两年内，卫生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从做大做强逐步转变到做小做适卫生资源。限于中国的经济和人口条件，适宜技术和基本卫生服务无疑是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长期性选择。因此，对于第二种指导思想，应该坚决
贯彻执行。
（二）在基本卫生服务的提供上，基层机构应该发挥主导地位
在中国现行的卫生系统中，大医院实际上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初级卫生机构的作用有限，而且，不同层次机构间、同级机构间都是竞争关系。现在政府提出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发挥其基础作用。但是，这一提法并没有解决卫生服务的连续性和协调主体问题。从控制费用和满足老百姓多种卫生需求的效果来看，初级卫生机构应该负责搭建卫生系统信息共享的平台，负责组织协调各层次卫生服务的提供，乃至卫生资金的分配和使用。
（三）在基本卫生服务的筹资上，政府应该出资并且购买服务
发展基本卫生服务，面临着两项政策选择。一是新建服务提供机构，还是利用已有的机构和人员；二是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是搭建平台、购买服务还是直接举办。对于第一个问题，有关部门倾向于整合现有的卫生资源，不另起炉灶。这一政策选择是符合中国卫生资源的基本状况的，总体上讲，中国资源配置已经超过经济发展水平，现有资源存在大量闲置和浪费。但是，对于政府职能的定位，卫生部门希望直接举办济困医院或济困病房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重建真正意义上的公立机构，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重建公立机构提供服务，可以弱化服务机构的趋利行为，但是，这一政策选择存在着政府投入巨大、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低下、以及用人唯亲等问题。比较而言，政府购买服务，钱随人走，可以发挥消费者“用脚投票”的权利，可以充分发挥有限政府投入的效用。
（四）在资源配置上的努力只能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最近，卫生部门强调加强卫生资源规划，严格大型医疗机构和大型设备的准入，并且，增加政府投入，大力发展农村卫生和社区卫生事业，以期满足人民群众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需求。从改善中国卫生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这些政策措施无疑都是正确的。发展和改善卫生资源配置的努力，也有助于解决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问题。但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还需要解决“愿意用”问题，即增进老百姓的消费信心和意愿。全国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资料表明，3/4 的不就诊者不愿使用医疗服务；1/5 的未住院者不接受医生的建议，拒绝住院。重建老百姓的信任，需要其他方面的努力。
（五）解决“看病难、看病贵”更需要规范医疗服务行为
对于医疗服务行为的规制和监管，有关部门一直比较消极。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对医疗服务机构和个人的趋利行为持同情态度，认为政府投入减少导致了不规范行为；二是认为在技术上监管难以实施，在经济上很费钱。在改革和转轨过程中，随着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减少对社会经济领域的直接投入是必然的。另外，与中等收入大国相比，中国现在的卫生公共投入份额也不是太低。因此，对于医疗服务行为不加规范，或者对于违规行为听之任之，或者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处理方式，都是没有道理的。作为公共服务的管理者，即使一分钱不投入，也应该理直气壮地保护公众的就医安全、质量和价格。在技术层面上，监管是没有问题的。劳动社会保障部门在监管医疗机构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有两点。一是将监管对象延伸到医疗服务提供者个人，二是将服务对象从参保者扩
展到全体医疗消费者。在经济上，监管是要花钱的，但是，这是为了医疗服务市场健康运营必须付出的成本。并且，劳动保障部门的经验表明，这个成本也是能够承受的。
（六）解决“看病难、看病贵”也需要管理消费预期
在医疗服务消费方面，政府的职责主要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需求。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满足每一个公民的全部医疗需求。政府对需求的管理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控制不合理的消费习惯。比如，国人爱吃药的习惯。其次，在基本医疗服务的选择上，要控制消费者的自由度。由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一般消费者没有能力直接选择专科医生，只能通过社区医生选择专家。因此，“病人选医生”的政策应该局限在社区医生的范围内。最后，在满足老百姓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时，要注意控制特需服务的发展及其对基本医疗服务的不良影响。尽管中国的卫生资源配置已经超过了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是，在很多要素的配置上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是十分明显。并且，中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很大，消费意愿和能力也会有很大差别。针对少数人的特需服务主要依靠进口的高新技术，购买和使用费用都很高，还可能带来社会心理的不平衡。政府对其发展一定要采取谨慎态度。
2. 医疗大数据的分析和挖掘发展现状如何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应用前景
如今是大数据时代，前景自然好了，据前瞻产业研究院《2016-2021年中国行业大数据市场发展前景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显示，总的来说，医疗大数据应用主要体现在临床操作、研发、新的商业模式、付款/定价、公众健康五大领域，在这些场景中，大数据的分析和应用都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医疗大数据的应用对于临床医学研究、科学管理和医疗服务模式转型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而大数据技术的运用前景是十分光明的。
医院和医疗行业面临的大数据主要有医学影像、视频(教学、监控)及文献等非结构化数据。由于这些数据增长很快且结构复杂，给数据管理和利用带来较大的压力，存储与管理成本不断提高，数据利用困难、利用率低。除了数据数量和形态的迅速增加，医疗数据还需要越来越长的保留期。一旦存储系统的安全性出现问题，导致医疗数据丢失，医院会面临严重不良局面。医疗大数据的应用要保证数据的全面性、准确性、实时性和使用的便捷性，要能快速运算和快速展现，要与日常工作平台紧密结合。
国人已经把健康大数据上升为国家战略，而面对“大数据”的挑战，医院必须考虑三大主要问题。
(1) 数据存储是否安全可靠?因为系统一旦出现故障，首先考验的就是数据的存储、灾备和恢复能力。如果数据不能迅速恢复，而且恢复不能到断点，则将对医院的业务、患者满意度构成直接损害。
(2) 如何提高医院运行和服务的效率?提高效率就是节省医生的时间，从而缓解医疗资源的紧张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3) 如何控制大数据的成本?存储架构是否合理，不仅影响医院IT系统的成本，而且关乎医院的运营成本，医疗数据激增，使医院普遍存在着较大的存储扩容压力。如今，医院的存储设备大多是由不同厂商构成的完全异构的存储系统。这些不同的存储设备利用各自不同的软件工具来进行控制和管理，这样就增加了整个系统的复杂性，使管理成本非常高。
未来，大数据必将影响医疗行业，未来医疗行业的大数据将会具体应用在：临床辅助决策，医疗质量监管，疾病预测模型，临床实验分析。其发展空间有：个人健康门户，慢病管理和健康管理，电子病历和临床质量监控，医学知识管理，临床路径和循证医学，远程医疗和移动医疗，医学研究数据仓库和共享平台，跨医疗机构协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