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闻图片报道在新闻报道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闻摄影的地位和功能
（一）地位和功能的相互关系
地位和功能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功能的发挥决定地位的确立；一定的地位确立又为功能的实现提供保证。新闻摄影地位的提高和对功能的认知与拓展就是这样一个相互作用的发展过程。同时，新闻摄影地位和功能也与整个新闻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新闻摄影的地位主要是与文字形式相比较而言的版面地位；新闻摄影的职能，主要的是作为新闻的共通职能，然后才是摄影自己的特色。
新闻的首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1]这是长久以来对新闻职能的规范，当然也适用于“六大兵种”之一的新闻摄影。但是，新闻毕竟不同于宣传，完全用宣传的思路来规范新闻事业的发展，会对新闻事业的发展有不良影响，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前新闻事业和新闻理论研究“畸形”、落后的原因。发掘新闻摄影的功能也必须遵循新闻自身的规律。
（二）新闻摄影初显身手及地位的提高
八十年代初，在整个新闻界拨乱反正、改革创新的背景下，摄影界开始尝试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一探索首先是从提高新闻摄影自身的新闻性开始的。
1983年，李莉在分析当时报纸新闻照片新闻性时有一个统计数字：《人民日报》的样本中只有11%的照片是事件性新闻照片。[2]新闻照片不报道新闻，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还能怪别人不重视你的地位么？文章还分析指出造成这种尴尬的原因是新闻工作者缺乏新闻意识、新闻与宣传不分。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意识到新闻摄影的功能和优势。从提高新闻性出发来发挥新闻摄影的功能、提高自身地位的思路才是正确的。
之后，新闻摄影理论年会的论文大量涉及新闻摄影的特征、价值、优势和职能等问题，同时新闻实践领域也有很大的突破进展。
1981年6月，《中国日报》创刊，该报发表的新闻照片别具一格，图片不只大，而且突出“人”字。从题材的角度来看，发表了《儿童吃西瓜》（王文澜 摄）等富于生活气息的照片，既自然生动，又贴近百姓生活；从画面表现的形式来看，也以不干涉对象的现场抓拍为特色，使人们看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新闻图片的价值和魅力。[3]此后，新闻摄影表现的领域得到拓展，时效性增强，与人民群众生活更加密切，形式更加新颖活泼。照片可以被放大安排在头版显着位置，总体数量也得以增加。此后，《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纷纷加大对新闻图片数量、质量的重视，开辟图片报道专栏。
新闻照片的优势，在于以其形象性从视觉上和心理上引起读者的注意，并以其直观性提高新闻信息的传播效率。有人引证国外报纸版面的实例，指出新闻照片是外报的“天之娇子”，头条必须有照片，这是时代的需求读者的需求[4]。新闻摄影报道新闻的功能优势挖掘出来了，必然在版面上受到重视，其地位也才可能相应得以提升。
（三）图文并重的提出和实现历程
八十年代中期，新闻摄影改革的呼声很高，“图文并重”也就在这时提了出来。但是几年下来，虽然报纸版面上图片更多、更大，但“长期以来，新闻照片主要不是作为报道新闻而存在，而是被当成美化版面的填充物而存在”[5]的局面依然没有根本的改观。“图”，并没有重起来。因此，怎样真正实现“图文并重”，提高并确立新闻摄影的地位，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1988年论文集中有两篇文章颇有意味：一篇是作为“总编辑”的范敬宜要“为摄影记者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6]另一篇是作为“摄影记者”的金涌呼吁总编辑改变“思维定势”，支持新闻摄影改革。[7]这表明随着改革的深入，体制问题对新闻摄影功能和地位的影响突显出来。
1990年，第一次全国报纸总编辑新闻摄影研讨会举行，正式提出“图文并重两翼齐飞”的报纸编辑总方针，特别是要向总编辑宣传重视新闻摄影的理念。
贯彻“图文并重”的业务指导方针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的，一是更新编辑理念，呼吁报纸给摄影以更大的空间，提高其版面地位；二是提高新闻摄影自身质量，发挥其在报道新闻中的功能和优势。总编辑是图文并重的关键，“只有掌握报纸版面生杀大权的总编辑在版面上开了绿灯，图文并重的方针才可能得到落实。”[8]“幅大量多”是必要的，没有一定的量，“重”就表现不出来，但“重图，主要是指新闻图片有分量，能够传播重要信息，反映重大的主题”。[9]图片与文字是协作与竞争关系，“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互争平等的采访权和发稿权，”[10]应根据新闻事件所呈现出的势态选择具体的报道方式。人们相信，只要给新闻摄影以机会，它就一定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争取到相应的地位。
（四）市场经济给新闻摄影带来机遇
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报业形势的变化也使新闻摄影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十四大之后，“市场经济”成为社会关注的主题。我们的新闻事业是要反映时代的风貌的，作为其重要一翼的新闻摄影，理应当仁不让。“新闻摄影最根本的任务是纪录历史，反映时代前进的步伐，促进社会向前发展。”[11]那么摆在新闻摄影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社会。
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特点是需求和供给均日益丰富而且高效，人们对新闻信息的需求也更直接而迅速，这恰好给新闻摄影以大显身手的机遇。“新闻摄影能更直观的反映典型人物的形象，记录典型人物工作和生活的原生态，有利于增强报道的真实性和可信性。”[12]同时，报纸要吸引读者占有市场，就要关注读者需求，发掘自身卖点，而照片就是报纸最好的“卖点”。[13]
新闻摄影成了市场化报纸竞争的有力工具，深入到新闻报道的各个领域，读报变成了“读图”，所以有人惊呼我们进入了“读图时代”。新闻摄影受到如此的重视，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有人开始强调新闻摄影的独立地位，[14]甚至呼吁新闻摄影要在报纸上唱主角，[15]以图片为中心报道新闻编辑版面。
真正使新闻摄影“独立”起来的，是专题摄影的大量出现和1995年《中国青年报》摄影专版的开辟。但即便如此，新闻摄影也不可能摆脱文字而单独报道新闻，“独立”和“主角”的提法只能被看作新闻摄影努力摆脱“重文轻图”观念束缚的强烈愿望。如果最初“图文并重”只是作为新闻摄影争取自身地位和发展的旗帜的话，那么现在的迫切问题应该是探讨如何使图文更好的结合，来提高新闻事业的整体素质，应对时代的挑战。从“图文并重”到“宜图则图、宜文则文”[16]和“图文相连”，[17]也是新闻摄影自身地位和功能逐步明晰的过程。
新闻摄影的优势和劣势的相对性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经为人们认识，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西方一百五十年前的黄色报纸浪潮在我国新闻界阴魂再现，低质图片的大量泛滥带来的视觉污染再次引起人们的反思。
我们应该怎样重图呢？“图文并重”是针对“重文轻图”提出来的，而“重文轻图”的要害在“轻图”——轻视用图片来表现新闻，“重图即重视形象新闻”，而不是仅仅多用图来装饰版面。[18]市场压力下新闻摄影界在理论研究中也转而更加务实，以版面的吸引力、报纸的经营为出发点改革新闻摄影，但这与强调新闻摄影的新闻性并不矛盾，能经受市场检验的成功的报纸依靠的还是优秀的新闻图片。摄影在新闻报道中的独特作用和功能，决定了真正重视新闻的报纸就不会轻视图片的版面地位。
（五）影像传播时代的新闻摄影
如果把新闻摄影放到图像化时代的影像传播环境中来考察，那么它无疑成为新闻媒介中最为活跃的传播手段。
首先优秀的新闻照片简洁直观、一目了然，大大提高了新闻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效率；其次它突破了语言的障碍，适应了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传播的需求。“摄影影像在当代传播中都具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19]传播学的引入给新闻摄影功能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这方面的研究现在还比较少。从载体上看，新闻摄影也早已突破了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的束缚，走向电视、互连网等新兴媒体，其施展的空间得到更大的拓展。
总的看来，随着新闻摄影传播功能的彰显，其地位是在不断地突出，虽然不同报纸的情况有很大差别，但“图文并重”的理念在新闻实践中还是得到了普遍的贯彻。新闻摄影自身的地位，“是要逼出来的，靠干出来的，而不是靠喊就能喊出来的。”[20]
可以预见：随着影像传播时代的到来，没有新闻摄影，就难有新闻传播事业的繁荣。
（六）新闻摄影功能简述
关于新闻摄影的具体功能，也是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拓展与深化的，上文关于地位和功能相互作用的演进过程已经作了基本的论述，这里再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做一些条理化的归纳和补充。
首先，作为一种新闻形式，新闻摄影具有传播新闻信息的功能。这是新闻摄影最主要的功能，也是其存在的主要依据。新闻摄影是新闻事业中“最机敏、最敏捷的视觉神经”，也是“交流各种信息最通俗、最迅速、最直观的工具之一”。[21]新闻摄影区别与文字报道之处在于其直观形象性，具有强烈的现场感，甚至读者可以以形象来证实文字报道的可信性。当然，正是由于新闻照片的威力之大，假照片的危害也更大。如果扩展到传播学的视野看，新闻报道事实的过程也是传播知识的过程，对新闻摄影来说主要是感性的认知。同时，新闻摄影又是一种文化交流与传承的纽带。
其次，新闻摄影具有特殊的宣传引导功能。这个功能也是由新闻传播功能引申出来的。“社会主义的新闻工作，起着党的宣传工具和社会舆论的向导作用。”[22]新闻与宣传历来就是难解难分，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新闻就是宣传，而且不管怎么说，新闻确实扮演着一定的宣传的角色。新闻摄影之所以说特殊，是因为新闻摄影自身直观真实的特征相对于文字新闻能给宣传以更有力的支持，所以尤其受到宣传的重视。
第三，新闻摄影具有舆论监督的功能。这也是作为新闻的基本功能之一。新闻摄影的批评揭露，具有见证性和现场感，因此也更具有威慑力。如果违法乱纪者对于“某某地某某人”这样的描述已经熟视无睹的话，那么把他的影像公之于众无疑还是可以多给他一点震慑的。如《人民日报》“立此存照”等批评监督性新闻摄影栏目都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
第四，历史文献价值。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新闻摄影最根本的任务是纪录历史，反映时代前进的步伐，促进社会向前发展。”[23]“黑镜头”、“老照片”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使人们突出地感觉到照片作为历史记录的巨大意义。历史文献价值不是刻意去追求的，真实反映时代风貌、记录社会变革的新闻照片不仅是好照片，也理所当然的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第五，审美功能。新闻摄影作品虽不同于艺术品，但其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善、美、假、恶、丑等各个方面，“给人们增加了对现实生活的是非、美丑的判断能力。”[24]依然有自己的美的内涵。很多新闻照片在保证饱含新闻信息的同时，也可以拍得很漂亮，起到既传递新闻信息又美化版面，还能给人们带来审美愉悦的多重作用，这并不损害新闻摄影的新闻性和版面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化影像传播的背景下，新闻摄影影像具有跨文化沟通与传播的特殊优势。媒体上的影像和新闻摄影展览，在国际交往中起着特殊的作用，没有什么比影像能更快地让世界了解中国和让中国了解世界。
近年来，各种世界性的新闻摄影展览，如2003年11月11日起在北京举行的“美国国家地理百年摄影作品精选及重访马可-波罗之路大型摄影展”和各种摄影节在国内接连举行，在促进摄影界内部交流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
2. 还是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吗,国还是国有钱人就能卖到所有，赵本山就能控制中央电视台。
赵本山控制不了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归中宣部控制，
3. 团组织中的宣传部的职能有什么
宣传部职能介绍
宣传部是学生会直接指导下的部门，
作为学生工作的窗口，
起着
对内宣传学院动态和对外展示学院风貌的职责。
历年以来，
我部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在学生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
力下，宣传部开展了形形色色的活动，丰富了同学们的课余生活，开
阔了同学们的眼界，提高了同学们的社会实践能力
。
宣传部主要协助学生会各部门组织、
开展有关活动。
制作各种活
动的宣传海报，
布置学生会举行的各种活动的舞台背景设计，
管理好
学校的宣传栏，海报板等。
宣传部作为学生会的重要宣传部门，其本
身也组织、开展有关的艺术创作活动。
我部在管理方面制定了内部规章制度，有较为严明的会议制度，
我部平时严格要求部门成员，
随时随地的教育，
确保每一次工作任务
都保质保量完成
能力培养方面，
平时由部长直接带领成员工作，
主动向成员传授
工作方法及经验，并授予他们一定的权利，让他们都有锻炼的机会。
宣传部部长应对本部成员进行合理分工，
组织成员了解和学习宣传技
能。
工作中要有创造性、开拓性，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社交能力。
协调部门各项工作以及分配任务，
是负责连通我部和上级组织的桥梁
宣传部的常规工作分以下几点：
1.
在学生会举办各种活动之前进行展板和海报的制作，
积极为各
项活动做好宣传工作。
2
．各项活动进行日的黑板布置以及活动时的奖状书写。
3.
涉及书写或绘画等方面的工作等。
4.
在教学楼门厅的宣传栏上宣传工作。和学院学生会其他部门
合作，及时，完整地把活动通知体现在宣传栏上，使同学们能了解活
动的具体内容和进展过程。
5.
重大节日的宣传工作。
宣传部是一个用画与字相结合的团体，
用最美的色彩，
最赋灵气
的字，传达画的真实情感。这里将美与生活结合，将生活与美互融，
用最美的色彩做出最好的宣传。
4. 如何做好党的方针政策理论的宣传
我国宣讲工作不断深入、逐渐加强、效果显着的缩影。放眼神州大地，理论宣讲方式不断创新，理论宣传队伍建设不断加强，社会效果越来越好。理论宣讲方式不断创新。就坚持以民需为先。宣讲过程中，宣讲团成员不是就理论讲理论，而是进行先期的摸底调查，弄清基层干部群众到底想听什么，有哪些模糊认识，并以此确定宣讲内容，进行备课和宣讲。用群众的话说，“他们用最朴实的语言、最恰当的方式为我们解开了不解与疑问，让我们头脑更清晰，心里更亮堂了。”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这样的字眼，基层市民乍一接触，会感觉很遥远，认为是大理论、大道理。我们搞群众性理论宣讲，就是要让大理论不再枯燥，让大道理不再疏远。理论宣讲队伍建设不断加强。社会各层面的宣讲资源，不断扩充和壮大理论宣讲队伍。各级党委及宣传部门选拔了一批文化程度高、素质好的群众工作协理员送到党校及理论培训班学习。与此同时，还对热心理论宣传工作的基层干部群众和大学生进行整合，打造出一支广受群众欢迎的乡土理论宣传员队伍。
宣传内容上求“实”、宣传方式上求“活”、宣传语言上求“土”，他们结合农村党组织建设、农村党建工作日制度和推进农村社会管理等三项重点工作的开展，做好党的政策方针的宣传。传播机制日益健全完善。采取多种方式选拔理论素质好、授课能力强的宣传骨干，组成“党的创新理论军地宣讲团”。 为满足社会各界的学习要求，实现分众传播，通过分层次、多形式、通俗化、广覆盖地开展集中宣讲活动。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传播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开通以宣讲报告、专题讲座等为主要内容的宣讲专题网站等。通俗易懂的传播内容，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日益健全完善的传播机制，理论宣讲工作取得十分显着的成效。人民群众纷纷反映，理论宣讲针对授课人群的不同，不断创新方式方法，通过宣讲，解答基层干部群众实际工作中的疑虑，澄清思想中的模糊认识，把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送到群众中间。
5. 报纸是我们党进行什么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
摘要 大众传播的重要载体
6. 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那个大
平级，只是工作分工不同。
组织委员主要负责党委支部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宣传委员主要负责宣传教育工作。
党支部组织委员在支部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负责支部的组织工作。
党支部宣传委员在支部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分工负责支部的宣传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提出宣传教育工作的计划和意见并组织实施。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结合党员和群众的思想状况，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二、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提出加强党员教育工作计划和意见。组织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知识和优良传统，学习时事政策，完成上级布置的学习任务。
三、围绕本单位的中心工作，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指导本单位群众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活跃单位文化体育生活。
四、加强单位宣传阵地建设，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占领单位思想文化阵地。
(6)党的宣传工具哪个好扩展阅读：
做一个合格的委宣传委员，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
一、要充满激情地工作。
二、要求真务实地工作。
三、要以德为本的工作。
通过这三点又可分为以下四个小结：
第一、要能全身心得投入工作 。
第二、要有总体观，重视集体 。
第三、要能独立的策划出一个活动的梗概，和有良好的提议 。
第四、要有较强责任心以及时间观念。
7. 党建文化墙有什么意义
党建文化墙可将党史、党建、廉政、活动等板块与党建文化系列之应用场景进行巧妙设计之后，变成融合一体的系列文化宣传工具。
党建文化墙以红蓝为主色调，以党和国家标志性图案为背景，基调鲜艳夺目，图文并茂、内容丰富，便于广大党员职工学习理解，具有很强的教育指导意义。
党建文化墙适用于比较大的前厅，进行政务公开、党务公开的政策宣传地方使用。通过文化墙推广宣传，借墙接稳地气，装点了企业文化环境，进一步提升基层党建的文化内涵，使广大党员职工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增长知识，提振精神，凝聚合力，坚定信心永远跟党走。
(7)党的宣传工具哪个好扩展阅读
党建文化墙以红蓝为主色调，以党和国家标志性图案为背景，基调鲜艳夺目，图文并茂、内容丰富，便于广大党员职工学习理解，具有很强的教育指导意义。
通过文化墙推广宣传，借墙接稳地气，装点了企业文化环境，进一步提升基层党建的文化内涵，使广大党员职工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增长知识，提振精神，凝聚合力，坚定信心永远跟党走。
文化墙是以倡导文明、宣传公益、健康运动、绿色环保、宣传新城市文化、推动城市品牌建设以及帮助城市提升 品牌形象为己任。把墙景美化作为支持城市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一项行之有效的载体，与改善美化城市街景结合起来。
在十四、五世纪初期时，伴随着宗教的发展，出现了在墙壁上绘制了各类宗教图案类的绘画方式，这种方式所绘制的图案一般都是宗教的题材，以装饰教堂等教会所属的建筑，从而增加建筑和环境的严肃和神圣性。
在古埃及，艺术家会在墙壁和柱子上雕刻各种的花纹作为装饰，其中这些装饰很多是记录居所主人的生平，以及记录各种神话故事，为埃及最初的墙绘艺术。
8. 为什么党的宣传工具必须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
答案很简单：职责所在。否则就不是党的宣传工具了。
9. 评述苏联新闻传播模式的优缺点
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01年的十年，被俄知识界称为“社会转型期”、“民主制时期”或“后社会主义时期”。由此称谓可知，这不是一个单向度发展的自然的过程，而是充满着矛盾与坎坷的“艰难时世”。在这个“艰难时世”中，俄罗斯新闻业经历了一场裂变，死而复生，却又命运多舛：自由了，无权威、无约束了，却也分散了，疏离了，各行其事了……。通过对这一时期俄新闻业种种表象的分析，我们或可探知俄罗斯政治变革乃至整个俄罗斯社会运行的轨迹。
转型十年间，俄罗斯新闻业发生了以下诸方面的变化：
从垂直管理到平行管理
解体前的苏联对新闻业实行的是垂直管理。在这种垂直管理模式下，报刊一般被分为若干等级——中央的；加盟共和国的；边疆区、州、自治共和国的；一般城市和地区的；工矿、学校、农庄等企事业单位的。各级报刊均处于苏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并接受各级党委（或党领导的企事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全苏新闻社——塔斯社为这些报刊提供消息，主要的中央报纸通过传真传递到全国各个城市。
苏联解体后，这种金字塔式的、垂直的管理模式迅速退位，代之而起的是区域性的、横向的管理模式。到90年代中期，这种模式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的行政管理体系逐渐弱化，加上邮政系统工作效率低下，首都莫斯科出版的全国性报纸在地方上已经很少能够见到了。而此时地方报纸在地方政权的管理和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数量急剧增加（据说地方报纸远远多于联邦区、市的数目）。对地方报刊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对报刊的影响“十分积极”，报刊只要与政府有关系，要钱不成问题，甚至可以通过政府预算获得财政支持。地方报纸又细分为“州报”和“市报”（有如城市报纸和农村报纸）。这两类报纸还时常展开竞争，有时甚至相互敌视。不过总的来说，无论州报还是市报，地方报纸总是比中央报纸更受欢迎。道理很简单，地方报纸与当地读者更为接近，因而能够更好地满足他们的信息（与广告）需求。
电子传媒的情况也大抵如此。苏联时期，全国形成了统一的广播网络，有线广播喇叭插座被普遍安装在居民家中，接通后可以收听三套广播节目（两个全国频道和《灯塔》）。这就使得中央政府的信息和命令可以直达每家每户。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关于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命令”的颁布，打破了中央政府对广播媒体的垄断，地方政府以及不同的政党、政治团体和组织开始在体制外独立创办广播电台。1990年8月苏联第一部新闻法正式生效后，各类地方性非国有电台以及商业电台数量激增。目前，俄地区性的广播市场还在不断拓展，首都莫斯科已有各类广播电台62座，圣-彼得堡31座，罗斯托夫29座，斯维尔德洛夫斯克29座①。显而易见的是，经济状况越好的地区，广播电台的数量就越多，非国有电台的数量也越多。
国家在电视领域里的垄断地位几乎是同时被打破的。联盟解体后，地方上很快就出现了非国有的电视公司和电视节目制作基地。到目前为止，除了少数几个经济落后的地区外，绝大多数联邦主体都拥有了非国营的地方电视台。它们与中央电视台是合作与交流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地方与中央最常见的合作方式是，地方台在保证自己节目（和广告）正常播出的前提下，适当安排时间播出莫斯科方面合作者的节目（首都非国有台的情形也是如此）。可以说，在今天俄罗斯电视领域，“前锋”与“边锋”的区别已经不太明显了，“边锋”有时“前锋”的地位更加突出。
总之，经过十年的发展，俄罗斯新闻媒体已由单一的国家成分变为国家的、地方政府的、编辑部集体的、私人的多种成分并存，在媒体管理上也分而治之了，由此形成了多样化的网状结构。然而由于各联邦主体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不同，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占有的不同以及传播技术水平方面的差异，其媒体市场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莫斯科的媒体市场不同于圣-彼得堡的；这两个地方的媒体市场又不同于乌拉尔、西伯利亚、塔塔林的。媒体市场的多样性固然可喜，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地方媒体与中央政府渐趋疏离，后者又缺乏主导性或引导性的新闻媒体，因而在一些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很难形成一致的舆论。即便在是在国家以法律形式做出决策的情况下，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性、攻击性的言论仍不绝于耳（如《土地法》颁布后的一片责骂声）。这给中央决策的贯彻实施造成了巨大的阻力。俄罗斯之所以出现立法多且快，总统令满天飞却执行不力的现象，与舆论的分散化不无关系。舆论的分散化不但引起上述不良后果，还导致了人心的涣散和地方上的分裂倾向，使得民族、地区间的各种问题益发突出。俄罗斯一位哲学学者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们现在担心的不再是乌克兰、格鲁吉亚从独联体中分离出去，而是圣-彼得堡、加里宁格勒从俄罗斯分离出去。此言虽然有些夸张，但道出了一个隐忧，即俄罗斯本身存在着分离化的倾向。正因为如此，俄现任总统普京上台后着力做的一件事，就是整合舆论，重新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然而转型期已持续十年，恐怕是积重难返。
第二、从事业单位到商业机构
苏联解体前，苏共中央不但为其所属报纸（实际上是所有报纸）制定宣传方针、确定组织机构及人事安排、通过行政手段保证其信息来源，而且通过国家预算直接给予财政补贴。可以说，那时的新闻媒体在经济上全无后顾之忧，只需作为党的宣传工具发挥作用即可。
联盟解体后，尤其是1992年俄政府实行自由价格政策以后，新闻媒体几乎全部被抛入市场经济的汪洋之中。国家起初试图为媒体提供部分补贴（后补贴取消），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媒体四处求援，寻找经济靠山，成为自谋生路、自负盈亏的实体。由此开始了媒体的商业化的过程。
在商业化的过程中，媒体开始分化，形成了三种所有制形式。
一种是国家所有。国家（俄联邦政府和议会）直接控制的媒体有俄通社—塔斯社、俄罗斯新闻社、俄罗斯公共电视台（OPT）、俄罗斯广播电视台（PTP）、《俄罗斯新闻》、《俄罗斯报》等。对这类媒体，俄政府通过联邦预算给予拨款，或在其中占有股份。这类媒体虽然仍具有相当的政治色彩，但其职能仅限于传达政府政令、发布政府公告和提供新闻信息，已不再作为新闻宣传工具发挥职能。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国家直接控制的媒体是特殊的一类，故此不作更多的探讨。
二是寡头、政党所有。寡头是俄社会转型的产物。在私有化的过程中，俄国内形成了数额巨大的私有资本。为了创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舆论环境，这些私有资本的持有者通过投资、融资等形式在短期内掌握、控制了大量的媒体。由于有雄厚的集资金作后盾，这些媒体的规模急剧扩大，成为如俄罗斯人所说的“媒体帝国”。而这个“媒体帝国”的国王就是以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为代表的媒体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掌握的媒体有《独立报》、《新消息报》、《生意人报》、《新报》以及电视6频道（TB—6）等；古辛斯基掌握的媒体有《今日报》、《综述》月刊和独立电视台（HTB）。据俄罗斯业内人士介绍，普京上台之前，就影响而言，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控制着俄70%的媒体市场。这些被“收编”的媒体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寡头们的喉舌。1996年总统选举中，别列佐夫斯基和古辛斯基联合起来，调动其控制下的全部媒体的力量，最终把自己拥护的候选人叶利钦推上了总统宝座。普京执政期间，发生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没事件（2000年8月12日）。当时普京正在度假，没有前往援救现场。反对派利用此事大做文章，舆论推波助澜，恶意炒作，对普京展开了猛烈攻击。这坚定了普京打击媒体寡头的决心。他一方面利用总统权力对媒体进行整顿，在政策上向国家媒体倾斜；一方面利用经济手段，迫使寡头在某种程度上从新闻领域退位。比如迫使古辛斯基的“桥—媒体”集团让出独立电视台的部分股份，进而让出领导权，摧毁了古辛斯基的媒体帝国；2001年底又把别列佐夫斯基的TB—6作为整肃对象。但时至今日，寡头的影响力仍然存在，他们仍旧利用手中的媒体与政府唱对台戏。
苏联实行多党制后，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政治利益集团，在这些政治利益集团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政党。1993年年底俄议会选举前，俄罗斯已有十几个较大的政党，其中的一些在国家杜马中取得了合法席位。普京上台后，为了获得广泛支持，稳固自己的权力，又建立了多党执政联盟。这些政党和联盟均拥有或掌握一定的新闻媒体，用以宣传自己的执政方针和纲领。各政党的资助是这类媒体的经费来源，它们经营的好坏，取决于其所属政党实力的消长。
三是自主经营者所有。1990年10月苏联新闻法正式生效两个月后，就有700多家报刊登记注册。其中除了政府、政党创办的报刊外，大部分为社会团体、各类组织和公民个人所有（苏共解体、苏联解体后，原中央一级的大报，如《真理报》、《消息报》、《工人论坛报》、《莫斯科共青团报》、《共青团真理报》、《文化报》等转而变为“独立报纸”，重新注册后的所有者由苏共中共改为各报新闻集体）。俄罗斯由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后，尤其是实行自由价格政策以后，国家取消了对纸张及印刷费的补贴，发行方面的保障也没有了。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这些“自主经营者”拥有的报纸“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接受外资援助，如《真理报》（后又撤资），有的成立报业联合体，如《消息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等。为了吸引读者，扩大发行，许多报纸采用早年西方小报的做法，大量刊登耸人听闻的消息、低级庸俗的娱乐材料，大肆揭丑，大力炒作，以强劲的视觉冲击力招徕读者。创办于1919年、曾经有着辉煌历史的《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就被认为具有“小报品质”（从它的版面上已丝毫找不到当年那份《莫斯科共青团员员报》的影子）。目前该报在竞争激烈的莫斯科报纸市场上稳占第一位。据说它的成功就在于“广泛运用了耸人听闻和揭丑新闻的手法”②。圣-彼得堡的《戈比报》在读者中广受欢迎，也是因为它以轻松的的笔调、通俗的语言大量刊登离奇的传言和庸俗的笑料。
这些报纸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发行费和广告费，因而在其机构设置中，广告、发行等经营部门占有显着位置。为了和读者搞好关系，树立形象，扩大影响，许多报社还成立了公共关系部门。俄媒体内部职能部门的重新设定说明，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已经完全商业化了，它与苏联时期的新闻宣传系统已经没有了任何共同之处。
在以上三种媒体所有制形式中，前两种由于有着强大的财力支持，稳定性比较强（政治因素另作考虑）。但寡头媒体和政党媒体代表着一定的政治和经济集团的利益，因而不可能做到报社同仁竭力追求的“客观”、“公正”。第三种媒体归属形式决定了其发展的不稳定性。事实上，在俄私有化的过程中，由于报刊发行费大幅度提高，已有许多报纸不得不减少出版次数、压缩版面、裁员以至停刊。这类报纸将广告作为生命之源，因而必然千方百计迎合大众，难以摆脱庸俗化的倾向。
从印刷媒体唱主角到电子传媒唱主角
俄罗斯是一个喜爱阅读的国家，其报刊发行量一度排列世界前几位。曾有一段时间（80年代末期），《真理报》发行量达到1100万份，《消息报》800万份，《共青团真理报》高达1700万份。当时莫斯科的报刊零售点时有长队出现，过了早8点，大部分当日报纸就已告罄。那是怎样的繁荣景象。今天俄罗斯报刊出版业已风光不再。媒体走上商业化道路以后，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体的数量虽然在增加，市场却日渐萎缩，发行量逐年减少。下表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俄罗斯报刊发行情况（1950—1998）③年代 出版物 期数 零售分数（千） 一份报纸的平均零售数
1950 23 4663 9423 408、6
1970 28 4874 62364 941、0
1990 43 5383 110810 2577、0
1998 245 12507 32914 134、3
（说明：直至2001年年底，报刊发行下滑的趋势仍未得到控制）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二：一是俄民众经济承受力下降。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苏）居民收入水平虽然不高，但报价也相对低廉，首都莫斯科主要报纸的价格只有几个戈比，一个家庭订阅十几份报纸是很正常的事。俄实行自由价格政策（私有化）以后，由于纸张、印刷和发行费用猛增，成本提高，报纸价格也长上来了。目前莫斯科主要报纸的价格一般在3、5—5卢布之间，随手买上两份报纸，就要花费10个卢布左右。而俄罗斯人的平均收入水平为1500卢布上下（约为50美金。另据报纸报道，目前俄尚有近百万人生活在最低工资—300卢布的水平线上）。如果按每人月收入1500卢布计算，倘若订阅十份报纸的话，其花费正好与工资数额相抵。因此，对俄国普通民众来说，像从前那样订阅报纸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事实上，目前俄罗斯家庭的报刊订阅量已从十几份下降到一、二份。
二是俄民众政治兴趣减弱。90年代初期俄民众对报刊的兴趣，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改革的兴趣。他们盼望通过眼前的政治、经济改革消除腐朽、落后的东西，建立“自由、民主”的国家，全面提高生活水平。而报刊恰恰被作为了改革的舆论先导。因此他们对报刊给予了极大的观注。但是改革十年，他们并没有看到预期的结果，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久而久之就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对改革的急先锋——报刊失去了信任与好感。一项社会调查结果表明，1995年尚有70%俄罗斯人对新闻媒体（和教会）抱有信任和好感，而到2000年，这个比例数下降到30—40%。具体到报刊，今天只有13%的俄罗斯人认为报刊可信（对电视的信任度要高一些，约为36%）④。
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人将注意力转向了电视。从经济的角度讲，电视是一种廉价的媒体，除了一台电视接收器外，几乎不需要任何支出（电费的支出不记入内），人们从中既可获取新闻信息，也可获得娱乐。这使电视迅速取代了报纸的地位，成为拥有受众最多的媒体。目前电视已经成为俄罗斯人了解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据称有40%的人每天通过中央频道获取新闻（而通过全国性报纸的获取新闻的人不超过20%）⑤。广播的普及率也高于报纸。1999年的一项调查表明，82％的俄国人相对定时收听广播，完全不听广播的只占18％⑥。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同样分走了报刊市场（甚至电视市场）的“一杯羹”。尽管目前俄网络基础设施尚不完备，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上网人数也达到了1000万。更由于许多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都有了自己的电子版，上网获取新闻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年轻人中尤其普遍）。
这样一来，过去大而统一的报刊市场和相对稳定的读者群体就不复存在了。受众由印刷媒体分流至电子传播媒体，又由电子传媒分流至新媒体，由此形成了不同媒体种类、不同层次、分布广泛的受众市场。
第四、从马列主义到西方理论
苏联解体前（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前），尽管国内新闻学界时有不同学术观点的论争，但占主导地位的新闻理论始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理论。当时的新闻媒介被称作“大众新闻和宣传工具”(средство массовой инфрмации и пропаганди简称 СМИП），其职能是列宁所归纳的“集体的宣传员、集体的鼓动员和集体的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闻理论观不但对新闻实践起着的直接的指导作用，还被规定为大学新闻院系的主体课程。80年代中期，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专业课程设置中，这类课程就占有较大的比重，如“苏联新闻学概论”（以列宁报刊理论为主）、“党和苏维埃报刊的理论和实践”、“外国共产主义及工人报刊史”、“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与实践批判”等。
苏联解体后，新闻理论及理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早在1986年苏共27大报告中，就改称“大众新闻和宣传工具”（СМИП）为“大众新闻工具”（СМИ），这个概念被广泛使用和普遍接受还是在解体以后。这一时期，列宁的新闻思想不再被人们提起，原苏联的新闻模式也被作为反面教材而遭批判。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专业课中，“苏联新闻学概论”、“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与实践批判”之类的课程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新闻理论导论”（以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为主）“信息基础理论”、“外国新闻史”、“外国大众新闻媒体经验对我国媒体发展的意义”等课程。在各类新出版的新闻学教材或着作中，“公民社会”、“新闻自由”、“第四等级”之类的概念已屡见不鲜，李普曼、拉斯韦尔、施拉姆、哈贝马斯等西方学者的名字以及他们的理论也为人们耳熟能详。
俄新闻理论界的情形反映了整个俄罗斯理论界的现状：旧有的理论体系被打破了，新的理论框架又没有建立起来，于是便搬用或套用西方理论，以填补空白。俄新闻理论界热衷引述的理论主要有：
1.自由报刊理论
俄新闻理论界对西方早期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十分推崇，认为它所主张的报刊不受政府干预，新闻媒介有充分的出版权、采访权、发布权，可以自由发布任何新闻和发表任何意见的主张，是俄民主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为此他们对苏联第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有着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开舆论自由之先河，是一代民主的总统。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主任扎苏尔斯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今天，自由报刊（报刊自由）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已经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生了根”，“十年民主改革的结果是，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报刊自由的理解”。他认为目前对新闻自由最大的威胁是中央以及地方政府新的集权的产生。他同时援引“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认为“自由和责任是不可分的。在我们的新闻中，那些不可靠的、不准确的信息和浮躁的举动，直接导致大部分读者对报刊失去信任”。因此他认为：“‘自由有了就不需要理智了’的认识是不合理的，也是危险的”。⑦
2.“第四种权力”理论
俄新闻理论界对由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的思想引申而来的报刊的“第四种权力”的观点十分赞赏，认为自由报刊应当成为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到某种制衡作用的力量。在俄新闻学者看来，1990—1993年的三年间，就是俄“第四种权力”发挥作用的“黄金时期”。1990年通过了苏联第一部新闻法，紧接着又宣布苏共停止活动，党的报刊就像其他社会组织的报刊一样被转到了新闻工作者手中。这一年又先后创办了独立的“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和《独立报》，它们“开始把自己看作是‘第四种权力’，把自己和国家对立起来，力求度独立于所有的国家机构”。但是由于经济原因，这一时期很快结束了。这之后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诸如政府施加影响、媒介寡头的压力等，都使人们更加怀念那一时期，并大造舆论希望有朝一日媒体重返“第四种权力”。
3.“公共领域”理论
“公共领域”的概念是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在其经典着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来的。近年来，随着国家与市民社会研究在俄罗斯的兴起，这个概念也被人们广泛运用。按照哈贝马斯的解释，在私人领域和政治权力之间，有一个公共领域，在这个既区别于政治、又区别于市场的空间里，人们可以对权力机构的政策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评判，以消除社会对抗，维护公众利益。俄学者认为，为了使公共领域在现代条件下发挥职能，必须有公共媒体。而在诸种公共媒体中，公共广播电视起着特殊的作用。这种公共广播电视“依靠用户的支持，有时是国家的支持，在财政上独立于广告主”，是一种社会 — 权力机构。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主任扎苏尔斯基指出：“目前俄罗斯国家频道向社会 — 权力机构的演进，原则上是可行的”，“如果PTP（国家电视频道）公开表示有时候不直接支持政府行为的意图的话，它就可以被称为是公共电视台”⑧。但是新闻学界也有人指出，谈公共媒体为时尚早，因为公共领域在俄罗斯远未形成。
经常被俄新闻学界引用的西方理论还有其他一些，也有学者在西方传播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发展。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总而言之，十年转型期，俄罗斯媒体从体制、结构到运行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政治角度看，它由中央操控的垂直管理变成地方自治的平行管理；从经济角度看，它由计划统筹变为市场运作；从技术角度看，它摆脱了“孤岛”状态，融入了信息全球化的潮流中。在寻求新的发展模式的过程中，俄新闻理论工作者试图从建立（援引）一套关于传媒自由与责任的理论出发，进而建立起完善的媒介工业体系，以实现自身良性循环，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但是，事情并不像预期的那么顺利。“经济的无效性，媒介巨头的无责任心以及新闻记者对低级趣味的迎合”，都使媒体发展呈现出曲折多变的特点。对此扎苏尔斯基有一个生动的比喻，说目前俄新闻媒体如同沿着向下运行的电梯奋力地向上攀登。对俄媒体发展的前景，他认为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乐观的。经济改革的成功将创造文明的、成熟的市场，大众传媒将获得更多的有支付能力和知识水准的受众以及多元化、多样性的广告市场的支持。结果是高质量报纸的销量大增，最终将消灭政治化新闻和犯罪新闻，报道范围将得到最大程度的拓展。第二种是悲观的。国家的作用增强，以至于媒体成为宣传和公关的一种结合物。同时还会出现庸俗出版物 — 从占星术到媚俗新闻，甚至还会出现淫秽书刊出售商，报道的范围缩小。第三种是经济领域中的不景气现象将直接导致传媒业的不景气。一些刊物尤其是一些高质量刊物的发行量下降，而庸俗报刊的销量增长，影响扩大。报道范围将会缩小”⑨。上述哪一种可能性将会变成现实，最终取决于俄罗斯政治、经济的改革方向和社会整体的发展水平。
PS:楼主要写论文的,我这里给你一篇张允诺先生写的<<对苏联新闻业历史命运的思考>>
今年 11月 7日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80周年纪念 日。笔者写作本文时，还无法预测人们将会怎样纪念这个不寻常的日子。不过这些年来，国际进步舆论界对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倾覆，已有不少反思和评论。许多人认为这里既有外因也有内因，既有近因也有远因。从根本上说，苏联建国几十年，一是经济建设没有搞好，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切实提高；二是没有建立民主和法制秩序，政治专擅，群众受压。这两个方面都引起人民的不满，可又未能正确解决，终于导致覆舟之祸。当然，这种反思尚未终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一定会从社会主义运动这一重大挫折中领悟到更多、更加深刻的教训。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随着经济建设的开展，苏联人民曾经创建了宏大的社会主义新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活跃着几十万热爱祖国、忠于职守、富于献身精神的新闻工作者，他们辛勤努力，一心想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尤其在卫国战争年代，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用自己的新闻作品团结和鼓舞人民，为战胜法西斯入侵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卫国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又以自己的劳动，恢复并建立起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新闻网络。这种网络以党的机关报（台）为核心，包括众多的专业报（台），从中央到地方共分六级层层办报（台），形成上尖下宽的金字塔形结构。截止1986年，全苏已有各类报纸8000多家；其中日报713种，期发一亿多份，每千人平均380份左右，位居世界前列。
可是这样宏大的苏联新闻业体系，在1991年的最后几个月内，随着苏联的解体也哗啦啦似大厦倾覆般地迅速瓦解。从此以后，这片土地上再没有以党的机关报为核心的新闻体系了。原先的党报纷纷改成民营的独立报纸，艰难地自筹资金，惨淡经营；其它他专业报更是在市场经济中颠簸挣扎，各奔前程。几份全国性的机关报，如《真理报》、《消息报》、《劳动报》，在改为同仁报纸以后，影响和地位固然远非昔比，发行量也只有当年的一个零头，由一、二千万份降为几十万、一百多万份。这一切当然都不足怪，旧的新闻业体系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不复存在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0. 怎样理解“党的各级组织的报刊和其他宣传工具，必须宣
宣传纪律是党对宣传工作的要求和党对从事新闻、出版等宣传工作的党组织和党员所规定的工作准则。党章规定，“党的各级组织的报刊和其他宣传工具，必须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规定，“党的报刊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观点。对于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的这种有重大政治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党员如有意见，可以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提出，但是绝对不允许在报刊、广播的公开宣传中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反的言论；也不得在群众中散布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相反的意见。这是党的纪律。”